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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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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6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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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国庆了,因为今年是澳门即将回归的一年,学校计划在国庆前搞一个“迎国庆、迎澳门回归”主题的诗歌朗诵会,每个班都必须参加。看样子,年级组长很重视,除了安排文艺部召集各班文艺委员开会,通知相关事项,似乎还打算动员全校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支持助力的意思。
这是我任文艺部长以来,组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各种计划在脑子里跑马灯一样循环往复,除了组织督促高二整个年级各班都能拿出节目,还希望我们班能有突出的表现。可已经熟悉我们班许多班委(包括孙艺婷)拖沓散漫、准备不上就消极放弃的做事风格,我的心又一阵焦急起来,我那好表现的心又开始跃跃欲试了。
我把写了几天准备诗朗诵用的稿子给了孙艺婷时,文艺委员兼宣传委员的她告诉我后面的黑板报也要换了,以十一国庆为主题。从任宣传委员以来,她就习惯了我参与甚至主导每期黑板报的设计,我也并不介意。曾经我试着推辞过几次,结果不是开天窗就是以浮皮潦草的“最丑黑板报”收场。也许是我对审美有强迫症,讨厌看到敷衍的丑黑板报,于是,办黑板报的重任又渐渐就落在了我身上。爸妈要是知道办报的事是这么来的,估计又要怪我不好好学习,瞎揽事了。
课间,我开始画黑板报的版面设计稿,并找其他同学借了私下流通的文摘杂志,看有哪些合用的文稿。这时,老刘拿了诗朗诵的稿子来,递给孙艺婷说:“这是我们班诗朗诵的稿子,这里面分段已经分好了,你推荐几个领诵的。”孙艺婷推荐了从市里转学来的对文体活动一直比较活跃的单凌云,还有卢小芳和彭思宇。我的稿子被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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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体育课安排打篮球。高二的体育课几乎是被“阉割”了的,名存实亡的体育课。在课表上,虽赫赫地占据一席之地,但上课的体育老师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不强调上课率了。一到上课,老师到器材室拿出几个篮球和排球,然后人就隐形了。通常是男生打篮球,女生打排球,自行组队,自由活动。男生大多是把体育课当放风时间,管他技术怎么样,总是要伸胳膊伸腿,在球场上跑个几通,流流汗证明自己还活着是能动弹的。女生本来人就少,每次上课都能碰到几个例假请假的,加上老师也不怎么管,大多出来活动十几分钟,觉得没意思或者要出汗了,就陆续回教室写作业了。“出汗”对于那些端庄矜持的“淑女”们来说是大忌,也许是宿舍里洗澡洗衣服不方便吧,又或许她们觉得不出汗才足以在那些出汗的臭男人眼里显得金贵。
经过几次课,体育老师看出了端倪,上课就直接只拿篮球,不拿排球出来了。而到现在,除了男生,也就我、孙艺婷和尤友玲等三四个女生出来,其他人已默认把体育课划为了自习课。今天,尤友玲打了会回教室了,我和孙艺婷两个人独霸一个球,打了个够本。其间,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带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到我们这个半场来打球,老人可能是学校的退休老师,精神矍铄,炯炯的眼中放出异常的光彩,时不时对着小孩喊:“五指分开、五指分开!”,或者喊“传过来!传过来!”小孩球打得不错,至少比我们班好多女生打得好,屁颠屁颠地围着老人传球或者拍球,老人发现我注视着他,就自豪地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球要从小开始打,我就从小训练他。练技术,也锻炼身体!”
是的,锻炼身体挺好的,只是班上不爱运动的大多数人有“高考”这块名正言顺的挡箭牌,与他们相比,爱运动反而显得不务正业,是爱玩不爱学习。我其实很羡慕那些恣意在球场上挥洒汗水的男生,他们代表着反抗压抑和自由,而我只能借着体育课的幌子来暂时逃避会不想面对的题海。下课后,我老老实实把球还到器材室,然后去吃饭。非体育课时间,女生在球场上和男生一起打篮球是奇怪的值得成为谈资的事,我要努力避免出格成为谈资。
何斌、毛广海、单凌云和江丰几个踏着晚自习开始的铃声走进教室,一看就是刚打完球在水龙头下冲了个头:一律身上挂着前胸后背湿透的衣服,头发打绺滴着水,像几只刚从沟里捞上来的水老鼠。其他人都早已在教室里伏案学习或假装学习了,老班对着他们几个空位子转悠了半天,见他们这幅模样进来,上去劈头盖脸就给他们一通骂,罪责是从运动完到沉下心来学习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他们没提前到教室静心,浪费了宝贵的晚自习学习时间。他们几个面对痛骂,倒都显得不痛不痒、从容自若,各自面无表情地坐到座位上,不慌不忙地拿出书本,似乎老班的怒火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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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7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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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觉得写了几天的稿子被退回来有些可惜,但也知道要替换下老刘拿来的稿子也不大可能。语文课后,内心各种纠结和忐忑,最后还是跟着老刘走出教室门,在走廊上把我写的朗诵稿递给了他,并跟他说我不想读“女丙”。
老刘看着我写的朗诵稿频频点头:“嗯,写得不错,可以找机会到校报上发表了。这次的朗诵稿大家都已经在背了,就不换了。”他又看着我说:“换角色段落的事,你可以跟孙艺婷商量下,你把你想读的那段先念给我听听看。”
我把领诵的那段有感情地朗诵了一遍,老刘仍旧频频点头,表示不错。然后让我把孙艺婷叫到走廊上一起商量了会,最后换下了单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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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老师是个小年轻,大学刚毕业就来带我们。我们作为他带的第一届学生,因为他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没有教学经验,且长得唇红齿白的白面书生样,说话又温柔,完全镇不住场面,几乎全班都不约而同地在明里暗里欺负他。不是上课的时候他在上面小声地讲,我们在下面大声地讲,盖住他的声音,看他闹个大红脸,就是几个学霸在课上直接站起来指出他哪里讲错了。又或者在各种习题集参考书上找极难的题向他请教,然后笑着看他面红耳赤、抓耳挠腮,还有私底下学他紧张时的结巴和口头禅的。
经过一年的斗智斗勇,他已经成长起来了,虽然讲课声音仍然不大,但我们在下面哄闹时,他会在上面闭嘴等我们安静下来,而不是跟我们比声音。他仍然会一紧张就结巴,说他的口头禅“我们说”,但已很少红脸,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拿出老师的魄力和威严。主要是经过一年的相处,我们觉得他也挺可怜的,而我们里的很多人很可能还考不上他毕业的学校。我们放过了他,其实也是想放过将来的自己。
今天,他来问我:“你怎么没参加市里化学竞赛啊?我看你物理竞赛都报名了,是对化学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跟物理老师比跟他关系更好些,参加一个意思下就够了,不想参加那么多考试。我当然不能这么回答他,但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呃……呃”地结巴着,他又说:“你化学水平可以的,报名参加试试吧!”看他一脸的关心和诚恳,我无法推辞,只好报了名,并找陶然借钱交了十块钱的报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