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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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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24日……星期三……雨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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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县城过年期间开始“禁鞭”。除夕夜跨年没了鞭炮的捧场,年的氛围便冷清了很多。偶尔有一两声炮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可能有人想试探下禁鞭禁的程度到底有多严,也可能是离得近的没禁鞭的农村在放。
蛇年了,爸爸的本命年,我攥着龙年的尾巴又一次感受了次“小龙”的愤怒和咆哮。
爷爷奶奶很早就不在了,从我记事起,绝大部分除夕晚上的团年饭都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家里吃,饭后守在电视前看央视一套的春晚。如果有没忙活完的过年准备工作,也会赶在放春晚之前干完。这是很多年的老传统了。昨晚,照例吃过晚饭,收拾完餐桌椅,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一台,在茶几上摆好果盘、瓜子花生和各种点心盘,等待春晚的开始。前面的特别节目各种采访时间很长,离八点还有一会,我换了换台,看看有没有别的节目好把八点前的这段时间混过去。这一举动立马遭到了爸爸的制止:“哎哎哎!干什么呢?!好好看晚会,换什么台啊!”
“这不是还有十几分钟,还没开始吗?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看的。”我解释。
“这个时候能有什么好看的?!都一样的,换回去,换回去!”爸爸的话不容置疑,我老实地把台又调回中央一套。爸爸见我没事干,给我指派了烤衣服的活。
连着几日雨雪,之前洗的衣服都没干,大年三十又是全家洗澡换衣服的节点,挂在屋里的湿衣服格外多。避免初一拜年的人来看到,有碍观瞻,三十的晚上烘衣服是件必须完成的事。我拖来炭火盆,插上电暖器,把烘衣服的架势摆足,开始各种翻面、烘烤,水汽蒸腾,偶尔还能听到水滴到炭火上的呲啦声。突然,在一滴水崩在电暖管上发出呲啦声的同时,全屋一黑,停电了。随即,耳边响起了爸爸叫着我全名的咆哮,把我直接吼楞住了。是水滴在电暖管上导致短路了吗?我赶紧摸黑到处查看,爸爸已经开门去看电闸箱。看见外面也一片漆黑,我松了口气,赶紧冲爸爸喊:“爸,是停电了,都停了!”
随后,怒火消散了大半的爸爸给供电公司打电话询问,确认了这一事实:“大过年的怎么搞的,还停电了?什么时候能来电啊?……哦哦哦,好,好……”
和妈妈不同,爸爸很少对我发脾气。一方面因为他很少在家,另一方面,他大多靠眼神和表情威慑对我进行管理。自我记事起,他打我的次数一个巴掌能数完,于是每一次挨揍都能成为他拿来宣讲的“经典”教育案例。无论事隔多少年,都不影响他如数家珍。最近,他对我的怒火密集程度明显比以前高了许多,不知与他们单位最近的优化组合有没有关系。看样子,大概率不太顺利。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小学时,在那条时而有疯子出没的上下学路上,我和春生时常比惨的事来。春生的惨是肉眼可见的,永远邋遢的衣服和甩不干净的鼻涕。他说他妈是个后妈,时常对他打骂,也不管他的生活和学习。他会卷起袖子或裤管给我看某处伤口,说那就是他后妈的罪证。他并不缺钱,他爸给他的零花钱比我吃早饭的钱多很多,但他的钱一旦被他后妈发现,便会被没收。所以在我永远啃着两毛钱的炕饼子当早饭时,他时而会阔绰地去吃一块钱一碗的牛肉面,在我艳羡地注视下去小卖部买跳跳糖和无花果,也时而会拮据地等我分他半个干饼子,或在学校里到处搜寻废纸壳子和空瓶子拿去废品站卖。他说的我都信,因为每一件似乎都能在他身上得到佐证。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处境和感受我也都懂,但并不觉得他比我可怜。我会跟他说:我虽是我爸妈亲生的,但我也受他们虐待。我妈经常打我、掐我,还限制我的各种自由。她最经典的“招数”是掐住胳膊或大腿上的一点肉,然后旋转。他们不给我零花钱,也不让我吃零食,还经常说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说我又黑又小又丑,说我戴的耳环是牛鼻环,各种开我的玩笑。但我知道我是他们亲生的,我也并不丑。我总在想如果我不是亲生的他们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对我的限制少一点,等等。我编了很多很夸张的故事以显示我比他更惨。我撒谎了,没有人虐待我,我的零花钱毫无限制地放在客厅的抽屉里。面对零花钱自由地躺在抽屉里对我妖娆地招手,施展诱惑,不知为何,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只能对它们“sayNo!”。它们是钓鱼执法试探我内心贪念的“饵”而已。对于春生内心的苦,我却无比理解、感同身受,就像就像那些编造出来的虐待故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过一样。
二十多分钟后来电了,春晚继续。
爸爸的执念除了除夕看春晚外,还有初一上坟祭祖。他的原话是:“我们家初一早上必须全员去上坟,‘下刀子’也要去!”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初一早上”,二是“全员”,也就是我爸、我妈和我,我们仨。
早上七八点,在互道“新年好”的问候中起床,看着窗外漫天飘舞的雪花和四处角落里堆积不多的那些白,似乎有了些许“年”的味道。只是在这样风雨雪交加的天气,去湿滑、泥泞又狭窄的野田梗里祭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来不及为艰难的祭祖之路发愁,屋里响起了叮铃铃的电话铃声。妈妈叫我去听电话,说是我同学。我心下狐疑: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肯定是拜年的,但会是谁呢?很多年前淼淼打过一次电话拜年,有且仅有那一次。苏小鹏、艺婷没有这习惯,奚萍、东霞她们家没有电话,女生里就不太会有谁了。男生吗?“小点子”和春生已经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次通信里互相提前拜过年了,陶然家没有电话,史辉、莫凌波他们那种会害羞的人好像也干不出这事,是谁呢?
“喂?哪位?”我拿起听筒时,脑门子上还是无数个问号。
“新年好啊!新年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呃……”他不报出姓名,显然是要看我能不能猜对人。我怕是很熟的人,答错就太丢脸了,谨慎地试探道:“是乐为吗?”
“哈哈哈哈……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爽朗的笑声响起,好像是猜对了。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脑子还是懵的,发问也极没水平。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在众多同学朋友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拜年的会是他。
“大过年的,拜年啊!哈哈哈哈,我是今年第一个给你拜年的吧?”他笑得有些过头了,似乎有背后隐藏着什么捉弄的小把戏。不过也无所谓啦,能接到他的拜年电话我也很高兴,跟他随便瞎聊起来。后来才想起,东霞放假前故意放话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他打电话,好给他制造点麻烦,让他爸妈追着他问“给他打电话的女生是谁?”看来他这是先下手为强了,哈哈。
挂上电话,果不其然,我妈就开始追问打电话的男生是谁,哪里人,成绩怎么样之类的,并迅速和前几天的陶然联系起来,问是不是同一个人。我避之不及,赶紧用上坟要准备的事转移她的注意力。
上坟之路比预估的还要难走。冻了半宿的冰碴子化而未化,在白天逐渐回暖的温度里,融化的雪水浸润田埂面层的黄泥,水少的地方打滑,水多的地方湿陷,一脚下去能粘起厚厚一坨泥。在风口处,融化的雪水会被冷风吹冻上,反复融冻形成了无比坚硬光滑的“牛皮凌”。半米左右宽的田埂上除了随机分布的黄泥和“牛皮凌”斑块,还有各种未知的路障——凸凹不平的砖石块、躺倒的枯树枝、断头田埂……我们就在这样的旅途中艰难地行进着,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落脚,然后仔细分析探查下一步的落脚之处,再拔起沾满厚重泥巴的鞋子迈出下一步。每走几步,都要用路边捡的枯树枝对负重的鞋子做下清理,可轻便不了几步,又会继续负重。这像极了我所能预见到的人生。
妈妈穿着高跟鞋,行走更加艰难。爸爸一边搀扶着她,一边指导她该怎么走路。妈妈不服,反驳。两人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像极了新婚的小两口。看他们如此,我是觉得幸福的,只是我也不会傻傻地杵在他们眼前当“电灯泡”,便仗着总质量轻、行动灵活,当起了“开路先锋”,把他们甩在不算太远的后面。
走到目的地,看坟前香烛供品摆放的样子就知道大伯家已经来过了,离开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大伯极信奉各种封建迷信,对求神、拜佛、祭祀等各种规矩和细节都有他的一套说辞。听说,开始他迷信程度只是一般,自打他最爱的小儿子在河里玩水淹死后,他便信奉得几乎痴迷、甚至癫狂了。大伯的小儿子出生后不久,他找人算命说那个儿子忌水,他便依高人指点,做了很多“化解”的离谱事情,诸如让甲寅年出生大溪水命的大儿子到亲戚家吃住,不让小儿子吃鸭子,给小儿子改名,拿掉了把字辈里偏旁带水的字,四处求神拜佛,不管家里接不接得开锅都要去给庙里送“香油供奉”等等。去河里游泳对小儿子而言自然是明令禁止的。可越是禁止,诱惑越大。小儿子上小学后,趁家里不注意,偷偷和同学跑到江边去玩水,结果应验了谶语,一去永不回。之后许多年,他一直怪大儿子没照看好弟弟,当水老虎克死了小儿子。大儿子面对各种苛责,却也不敢出言忤逆父亲。直到近几年,他针对大儿子的言行才和缓些。而小儿子过世后的这些年里,他们家都是带上最丰盛的祭品、最早来上坟祭拜的。我没见过那个应称为堂兄的小儿子的坟,他不在爷爷奶奶和亲戚们的祖坟旁边,说起这些往事,亲戚们也都一副想讲又慎言,欲说还休的样子。
万事怕比较。相较而言,我爸对上坟祭祖压根不能称为有执念,而他对我确实能称为“像朋友一样”宽宏放任了。这么一想,瞬间又觉得自己活在幸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