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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们终将路过的大哥大b机朋友圈（第1页）

1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决定带着我爸的大哥大出一趟门。

那时候大哥大还挺少见，一般都是出现在香港黑帮电影里，老大走在前面，屁股后头跟着一个墨镜小弟，亦步亦趋地捧着个黑色的砖头手机跟着，所以这款手机才被叫作大哥大。我爸居然能从不知哪儿带了这样一个大哥大回家，并且正好在周日放在了家里，我觉得不能错过机会，必须带出去嘚瑟一下。

大哥大是摩托罗拉那种砖头手机，按键漫不经心地裸露在机身上，手机黑乎乎的，有半根筷子长的天线支在机身上。一个小姑娘就这么拿着个手机出去未免有点不安全（天哪，被虚荣心完全占满的我还知道小命最重要呢，还是有自己的正确优先级顺序的），我找了个妈妈买菜用的马夹袋，把大哥大放在马夹袋里，左看右看，还是能看出大哥大的形状，我又往里塞了本书，塞了一小袋橘红糕，想了想，又带上了我的通讯录。

本来的计划是一路走出去，把大哥大带给认识的小朋友看一眼，从而形成我大姐大的光环。但是平常热热闹闹的弄堂里，那一天竟一个小朋友都没有。

我继续往前走，走到外婆家，沿路都没有我认识的孩子；再沿着襄阳路一路直走，到淮海路转弯，直到进了襄阳公园，居然还是没有遇到一个熟人。

没有人，要怎么炫耀这个厉害的家伙呢？我紧紧抱着那个红色马夹袋，坐在公园长凳上想了半天，拿出通讯录来，给同学打了一个传呼电话。

不，不是呼机回电，那个时候呼机的时代远未开始，我说的是那种烟纸店柜台上的传呼电话，有个老伯伯或者老阿姨接了电话，到弄堂楼下大喊一声：几号楼几〇几有电话。

我的同学叫何科艺，整个通讯录上，我只有她的完整地址和传呼号码。我颤颤巍巍地拨了电话，给喊传呼的老伯伯留了我的大哥大回电号码，号码就贴在大哥大的后面，因为是9字开头的奇怪号码，老伯伯跟我确认了好几遍。打完传呼，我坐在长凳上，等回电。

公园里人很多，小一点的孩子在荡秋千或者玩皮球，大一点的在跳橡皮筋，我一手紧紧攥着大哥大，一手从马夹袋里掏出橘红糕，边吃边等，快吃完一袋的时候，回电来了。

回电的，是何科艺的妈妈。她用充满怀疑的声音问：“你好，我是何科艺妈妈，谁找她？”不能让大人知道我偷了爸爸的大哥大出来嘚瑟啊！我吓得马上挂了电话，挂完了还惊魂未定，一场还未展开的装×，就此失败。

回到家，我飞速地把大哥大放回原处，但还是被我妈发现我拿了她的马夹袋，把我骂了一顿。

不知怎的，关于大哥大，我的记忆总不是太好。又过了几年吧，大一开始前，我在热心亲戚的介绍下，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那个男孩子很老实，第一天出来玩，到傍晚的时候忽然毫无预兆地说：“我要回家吃饭了。”媒人回去跟男方家长很是抱怨了一通，第二天，男孩子又约我出来。这一次，他手上多了一个大哥大。

“我爸让我带着，万一有事好跟我说。”他解释道。

整整一天，家里都没有任何事要找他。快天黑的时候，他的大哥大忽然响了，接了电话之后，他说：“我妈让我不要回家吃饭，家里没有给我留饭……晚饭，你想吃什么？”

暑假过后我就进了大学，正好赶上了BP机盛极而衰的时代。最开始是数字机，买机器的人会得到一张神秘的表格，上面列着每个数字对应的姓氏，以及数字组合对应的“请速回电”“节日快乐”之类的常用语。BP机“哔哔哔”地响起来，显示出一串数字，每个人都像发报员一样，看着数字密码译出其中的意思，决定要不要找个公用电话回电。据说，能背出多少数字组合，还是时尚度的重要标杆，这大概是历史上，时尚和数字唯一的一次紧密结合了。

要是有复杂的，靠数字密码无法尽述的话，则可以留言给呼台小姐。我的大学同学当时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异地恋，一跟男朋友吵架就连call对方十几个信息，通过呼台小姐留言；久而久之，呼台小姐们都知道他们的各种情感进展，每次吵架还会偷偷说一句：“哎呀，这种事嘛，就算了。”

靠背密码做生意、谈恋爱毕竟不太方便，等我买第一个BP机的时候，周围的人基本都在用中文BP机了。机器可以显示中文，呼台因为竞争激烈，还附送非常多的增值服务：天气预报、股票信息、新闻头条之类的。街上走的每个男人似乎都在腰带上别着BP机和一串钥匙，走着走着，BP机响了，他们就会看上去很受困扰似的，皱皱眉头取下BP机看，很多时候，也许BP机上显示的只是明日天气预报。

我买BP机，是为了接活儿方便，给各路穴头留下我的BP机号码，说句“有事您call我”，可能找我做主持人接私活儿的人就会多一些。那时候上个课，老师和学生都随身带着呼机，常常排着排着戏，就看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呼机此起彼伏地振动起来，大多是有活儿找他们。我很羡慕，错误地将有活儿干的理由归于有呼机（并不是，call我的只有我妈）。

用了呼机没几个月，寻呼台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大家全面地进入了手机时代。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想认识当年做各种手机广告的agency（代理）们，想知道他们在突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手机功能时到底是怎么想的。16和弦的铃声与32和弦的铃声到底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黑白色的贪食蛇游戏，还有滑盖、翻盖、双屏（好吧，算上你们划时代的彩屏），就这点花头竟能不停歇地吹出好多年的高科技感来，我真的觉得手机广告的agency，是除了麦当劳供应商以外，最不容易的agency。

当时有款很红的手机是诺基亚的8110，谁若是有一个那真是了不得。那多老师有个好看的女性朋友曾经有一个，1996年的时候，售价1万多块钱。那老师说他每次拿起这位姑娘的手机，手都有点抖，觉得弄坏了得赔上自己一年的工资。后来他就跟这位有天价手机的漂亮姑娘好了，我认为他三观很正。

2004年，我到了纽约读书，朋友带我买了手机办了号码之后，带我去唐人街买了张国际长途IP电话卡，好像是10美元有几百分钟通话时间之类的，总之是物超所值。

每周，我都用那张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因为便宜，所以通话质量很差，杂音多，而且老是串线，常常说着说着话，就忽然听到不知哪里的两个福建人在电话里大聊特聊。电话总是我妈接的，她接了电话就会大喊一句：“小赵！你女儿来电话了！”爸这位“小赵”就会飞速一起过来听着。

再怎么样跟大人解释IP电话卡这回事，他们都觉得国际长途是一样很贵的东西，怎么都不肯多聊。常常是我才问候了一下，说了一句我在纽约过得挺好，我妈就说，很好就好，电话费很贵的，不要多聊。有时候我爸会问我冷不冷，我说冷。我爸就说，冷就多穿点哦，一定要多穿点哦。我妈就说好了好了，快挂电话了。就这样，毫无预警地，“吧嗒”一声挂了电话，把我一个人留在纽约小小的studio（工作室）里。

时间久了，我就觉得给家里打电话特别无聊，慢慢地，也不高兴总给爸妈打电话，逢年过节地问候一下，好不好冷不冷学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那几百分钟的通话时间，直到我回国，也没有用完。

2005年，我搬去了纽黑文。纽黑文治安很差，学校又是开放式的校园，每周的例行节目就是校警群发短信，说哪个系又有人在什么地方的停车场被持枪者抢了，大家如果要在天黑之后回家，请务必联系校车接送。

本来就冰天雪地，外面又不太平，我就不太愿意出门。我去买了暖锅，去韩国人店里买了粉丝年糕、切片牛肉，又托朋友从上海带了两箱小肥羊的火锅底料回来，每天煮着火锅，有什么吃的就往里扔一下，有朋友来了，就多加一双筷子。通常没有什么人来，我自己一边煮着火锅，一边开着电脑做功课。有时候，在纽约读书的男朋友会坐火车回来看我，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吃饭。

我住的那个公寓，不知设计出了什么岔子，窗户是朝着内院的。用力打开堆满积雪的窗户，正对的是院子的墙壁。我每天在吃饭的时候打开窗户，盼着有松鼠来跟我要花生吃，松鼠从没来过。

我有个大学同学叫王博，是个编剧，那时候总在熬夜写剧本。我在纽黑文的下午打开MSN，上海的朋友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在线。有天我下午2点下了课，在家里吃我一成不变的火锅午饭，他正好在线。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12点的时候炖了一锅牛肉汤，现在正一边写剧本，一边等汤熬完。

我们就这样，在MSN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起等着他的牛肉汤熬完。一会儿问问是不是该加水了，一会儿他说水加多了锅要溢出来了，就这样，为了一锅我根本见不着面的牛肉汤，等了四五个钟头。

我那边快傍晚的时候，王博说：“天亮了，我的牛肉汤好啦，好香好香，味道正好，番茄洋山芋放的时间都正好，等你回来，我再给你炖一次。”

我听了，竟然高兴了很久。

一毕业我就回国了，在MSN上跟朋友聊天，在QQ上传文件，在Facebook上潜水，在开心网上停车偷菜，在微博上扯皮聊天，最后，受到同事强迫，为了工作方便装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