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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7。“正面示范”论据

8。“和谐平等”论据

9。“民族主义”论据

10。“主体价值”论据

11。“法治”论据

12。“文化道德”论据

以上这些论据，每一条都可能显得是孤立的。但集中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为一个互相强化的整体。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主制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的话剧《等待多戈》描写的情景。该剧打破常规，有对白而无解释，也没有剧中人动机和可供剧评家关注的情节。剧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等待的多戈也没有出现：

弗拉迪米尔：那么，我们走吧？

埃斯特拉根：是啊，咱们走吧。

他们没有动。

中国的崛起被某些人认为是比中国的实际来得更快的闹剧。“中国西方民主化”的闹剧又怎样呢？它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比中国的崛起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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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1）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变成了狩猎场，赵承辉开枪打死了32个人，然后自杀，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惨案。在中国和美国，人们对这一悲剧的反应显然不同，然而其文化含义却基本上未得到认识。当最初有消息说那枪手可能是来自上海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有中国政府，都极其紧张不安。后来查清赵承辉是韩裔学生，中国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得体的和不负责任的评论。在热烈的讨论中，香港新闻媒体的评论员尖锐指出，中国人整体说来还不成熟，有人先是忧心忡忡，继而幸灾乐祸，而美国人却是冷静而又成熟，作出了有信心和意志坚强的反应。真是如此吗？

1991年11月1日，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卢刚冲进教师办公室开枪打死了他的导师和几个同学，然后自杀。卢刚先是失去了他的工作，申诉又无效，就采取了给全校造成巨大创伤的这一行动。密歇根大学两位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注意到美国报纸和中文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原因的报道有明显差别。于是他们系统分析了《纽约时报》和中文的《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从中看出，美国记者将这一惨案归因于凶手个人的性格（“脾气很坏”，“个性凶狠”，“相信开枪能发泄愤恨”），而华人记者则将此归因于环境因素（“与人交恶”，“曾与被害学生竞争”，“中国尖子学生教育方针的牺牲品”）。华人记者如此说，是想替自己同胞辩白吗？

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一场惊人相似的惨案又发生在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公园一个邮局，一个名叫托马斯·麦基尔文失业了的原邮政工作者开枪打死了他的原上司和几个同事，然后自杀。密歇根大学那两位心理学研究生又对比了那两家报纸的相关报道，希望从中看出华人的“民族偏见”。这一次，仍然是美国记者强调麦基尔文的个性，例如“常以暴力威胁人”，“动不动就发火”，“精神不稳定”，而华人记者仍然注重环境因素，例如“不久前遭解雇”，“与上司相敌对”。

这一结果促使这两位研究生作进一步调研。他们将这两次枪杀案的案情材料印发给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华裔大学生，请他们给相关的个性因素和环境因素评分。从答卷看出，美国人强调的是个性，而华人华裔强调的是环境，不论凶手是哪个民族的都是如此。这两位研究生找到了答案：“偏见”不在于国籍和民族属性，而在于对事件原因的认识有所不同。为了再进一步检验调研结果，他们列出了这两个案件的环境因素，请那些参加答题的学生再表态：倘若环境因素并非如此，惨案还会发生吗？是否有避免的可能？美国学生大多认为惨案仍会发生，而华人华裔学生倾向于认为有避免的可能。他们又对另外一批学生作调研，列出了与凶手作案动机可能相关的种种环境因素，请答题者删除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结果是，亚洲裔学生删掉了37％，美国学生删掉的多得多，达55％，表明他们对事件复杂性的评估以及整体论世界观方面确实有所不同。。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人权与人祸（2）

这是2003年出版的《地理思维：亚洲人和西方人有何不同》一书所收录的许多调研案例之一。显然，本章开头谈到的香港媒体评论员见解错误，因为他们无视文化心理学方面的差别——中国人紧张不安，完全是因为他们一贯从人与人的关系背景考虑事件的原因（韩国人的反应也大致上与此相同），而美国人的冷静根本不是由于他们性格坚强和自信，而是因为他们只从个人性格出发考虑原因。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文化与认识研究计划两主任之一。他一直在美国和亚洲为传统的“国民性格研究”进行直接实验，从而提供这样的信息：人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和西方人几千年来保持了很不相同的思维体系，而这些差别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衡量和从文化上加以解释的。他写这本书是要回答如下问题：人的性格真是“硬件”吗？人类所有群体都是以相同方式感知和推理吗？我们都体验过的差别模式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认识世界的结果吗？

尼斯贝特的实验室测试表明，像上述例子中那样的认知事物原因方面的差别不仅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对动物行为以及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解释之中。他发现对事物原因认知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人和美国人注意力的差别。虽然这两种文化在“人格特征”的理念上没有重大区别，但西方人更多地依靠用个人性情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因为他们较少注意环境因素和认识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相关意义。

这种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易于注意“静物”而忽视背景。在亚洲和美国对历史教学方式进行的调研表明，美国历史教师通常是从结局讲起，而较少解释其来龙去脉的起因或催化因素。通常不是按“因果”顺序讲而是按“果因”顺序讲，很少按编年史顺序，喜欢从结果回头作推理或“目标导向”推理。尼斯贝特认为目标导向或先谈结果再谈原因的模式是表现出西方人的“个人主导”特性，即喜爱个人有行动的自由以及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行动。“预言事件”的测试表明，参加测试的美国人较少可能陷入“后见之明谬误”，当预言被证明错误时也较少惊讶。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存在于各种潜在结果的“直接因果模式”，西方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原因分析中“难以辨正”的错误的倾向来自同一源泉，即注重目标及其性质，而不是注重背景。

尼斯贝特特别谈到“思想西移”：西方人对独立（对象）和依存（背景）的认识并不是铁板一块；从巴比伦人到古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再到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亚文化加尔文主义，直到美国，“一个国家位置愈是往西，总的说来也愈加强调独立的价值。此外，欧洲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反映于它们各自在美国的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