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访谈是由一个随和的匿名者做的,保存在一份不完整的记录本上,日期为1972年10月。
有两部俄国作品想请您评论一下。第一部是《日瓦戈医生》,我觉得您不想谈论这本书。
差不多十五年前,当苏联虚伪地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意在提高国外销量,其结果是他们最终可以中饱私囊并支付国外的宣传费用),当这位受纠缠和困惑的作家被美国媒体宣传为一个偶像人物时,当他的《日瓦戈医生》和我的“拉拉治”(1)竞争畅销书榜首时,我有机会回答纽约《记者报》的罗伯特·宾厄姆提出的对这部小说作一个书评的要求。
您拒绝了?
拒绝了。有一天,我在文件中发现了那份回答的草稿,日期注明是1958年11月8日,在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的戈尔德温·史密斯大厅。我告诉宾厄姆有多种理由使我不便发表我的看法。明显的理由是担心伤害那位作者。虽然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能想象一批作家仿效我“古怪的”直言不讳,从长期看,会导致该书销量下降,这样,也就会让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受挫,从而使他们的人质比以往更易受到伤害。还有其他理由——但我自然没有提及一个考虑,这就是可能会改变我的主意,最终去写那种破坏性的书评——不难想到它会被有些蠢人归结为争强好胜。
您告诉罗伯特·宾厄姆您对《日瓦戈医生》的看法了吗?
我告诉他的仍然是我今天的想法。任何一个有才智的俄国人看了就明白,这本书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就历史而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忽略了1917年春季的自由派革命,而使那位圣人般的医生七个月后欣喜若狂地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所有这些是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的。撇开政治不说,我把这部小说视为失败之作:笨拙、琐碎、夸张,再就是老套的情景、大腹便便的律师、令人难以置信的姑娘和千篇一律的巧合。
然而,您对作为抒情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有很高的评价?
是的,我赞赏他因诗歌的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在《日瓦戈医生》中,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逊色得多。在写景或比喻中,你或许可以辨认出他的诗才的回音,但那些偶尔的闪光不足以把他的小说从过去五十年来苏联文学典型的狭隘和平庸中拯救出来。而正是和苏联传统的联系使这部小说受到激进读者的欢迎。我深切地同情帕斯捷尔纳克在警察国家的处境,然而,无论是《日瓦戈医生》风格的庸俗,还是在基督教招牌下寻找庇护的思想都不能把这种同情转化为一个作家同行的热情。
但这本书似乎已经成为一部经典,您如何解释它获得的声誉?
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天的俄国读者中——我是说读者,他们代表了那个国家优秀的地下知识界,他们设法得到和传播不同政见作者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并非普遍和无条件地受到称赞,或至少没有像它曾在美国读者中得到的那样。当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美国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乐于从中发现这样一个证明:即使在苏联统治下,“一部杰作”也能产生。对他们来说,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他们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宽慰,不管怎样,这部小说的作者仍然站在善良的老布尔什维克一边,书中毫无一个真正流亡者对野蛮国家的不能遏止的蔑视。
现在让我们转向——
(记录本上的文字在此中断)
(1) Lalage,其意不详,但应指《洛丽塔》。《洛丽塔》在美国由普特南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1959年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最终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