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会试阅卷官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分《诗经》、《易经》房五,《书经》四,《春秋》、《礼记》各三。
看出什么来了么?《春秋》与《礼记》房官是最少的,也就是说以这二者为本经的考生最少。为何?盖因此二经内容更为繁多,更为难学。
至于何为本经,在此亦赘言一二。
孩童启蒙读物用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自勿需多说,之后大概七、八岁时再读“四书”。
首先学习的是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为小孩子建设基础的三观,老师讲完后就要靠学生自己温习这些书,能够穿插背诵并有一定理解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建立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学完了四书接下来就轮到传说中的五经登场了。五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都是非常有名的书。
在科举中,考生还会在五经中选择一本作为自己的本经,深入去研究。比如把《礼记》作为自己的本经的人很有可能把《仪礼》和《周礼》都研读透彻,而专注于《春秋》的考生除了《左传》这本必须学习的书,还会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
在四书五经这种儒家经典的经学之外,还有子学和史学需要那些立志走向更高点的读书人去读。
子学的话,像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道家、法家经典。
史学的书籍就更多了,最勉强你也要把《史记》读懂!和其他读书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史记》中的典故你要明白出自哪里吧!更别说《史记》只是二十四史之一,还有一大堆史书等着你呢!
是以,皓首童生真非新鲜事,想要考中进士又何止是堪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捋了捊须,辛弃疾问:“不以规矩,请破之。”
题目选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想了想,冯过答道:“规矩而不以也,惟恃此明与巧矣。”
他以“明”与“巧”二字联系题目,便算是成功破题。
辛弃疾点点头,赞了声“善”。
八股文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熟练的掌握了固定格式,就能作文。难的是,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题目总在“经”“书”中打转,前人已经作文无数,这就需要写出新意来。
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而得名。
所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八股文首重“破题”,最难的也是破题破出新意。是以在如云贵这等僻远地区的县试与府试,主考官只看破题二句取中。
再有,辛弃疾虽然先问冯过治何本经,却出了道四书题,乃是因为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其时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明宗年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到了英宗朝时,便“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了。英宗末期,五经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而不论是院试或者是乡试、会试,主考官概重首场,只要四书题答的好,五经弱些也无关紧要。
对于冯过而言,专精于四书,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在本经上,自是再好不过。
讲真,他的《礼记》学的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