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3部分（第1页）

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　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　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惟一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标记就是缠足。许多照片中人是小脚女人，她们只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传提到，西洋风气传进来后，已不时兴缠足了，现在嫖客讲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细。小传中又说，尽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缠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缠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资料中不大说起裹脚的事情，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料对娼妓的肉体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资料中的描写集中在服装、容貌、优雅的步态以及活泼或缄默的脾性。　　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职业生涯有许多重要关头：　初进妓院，调换地方，自己开业，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后重新回来做妓女；这时她们同上流社会的男人一样，会给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珑老七”搬到天津去后，改名叫“爱温”；回到上海，又选了“年年红”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个花名时红起来了，有时就会保留这个花名。世纪之交有个名妓给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那柔弱多病、爱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释说，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细巧、８５美丽或香艳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还说，“体面人家的女子是不取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选择表明何时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尽管作者断言，有审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风尘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许多名字听上去很像吟诗作画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号。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小报上有一条评论劝人别拿这些地名太当真：　取名“金银楼”的妓女不见得有成堆的金银，叫“花月阁”的未必如鲜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轻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简陋，其实这名字反倒衬托出她的风雅。　　高等妓女的花名还往往表明她与其他妓女的亲缘关系（血亲或收养）或族谱上的关联。名妓年纪大了，会找一个或收养一个下手，她会给新来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如“李双珠”的养女就叫“小双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评论说，别看她名小，调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如果几个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呆好几年，那么她们会用同一个名字，只在后面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时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张素云、张宝宝、张老云等），或是共有一个辈分名（如张老云、张素云、张雅云等）。这时小报便以“三陈”、“二凤”（高凤、青凤）称之。一指南书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时同名者，以致寻芳访艳之流辄为之误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关联，但不一定是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关高等妓院的书文通常聚焦于一个有着繁缛社交礼仪的小世界，整个过程由色艺双全的女子引导。但是，当作者们谈到取名问题时，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们解释说，妓女起了花里胡哨的艺名，其本姓便隐去了；他们猜测说，起名背后可能是不想让人从她现在的生活追寻其身世，或者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８６1917年的一部指南说，　　海上妓女多隐其本姓，于名则随意命之。……歌姬以千万计，而求其标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谓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询诸个中人，咸若讳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为匪人远方拐骗而来，鬻入勾栏，即本人亦实不知其系出何家者。　　这些阴郁的评论表明娼妓生涯或许背负耻辱、隐忍失却之苦，这在赞赏性文字中是难得听见的调子。然而，究竟谁是这场痛失本姓戏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惨地从家庭的怀抱中被夺走等弦外之音，但是，这出苦戏究竟关乎妓女、还是以诗文对其表示倾慕的人，却实在是不清楚的。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资料中传达出某种情感，却不说明那是谁的情感。　　梳妆打扮得体、身着华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装饰精美的妓院里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几层楼高，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19世纪的游记不光写妓院里的女人，它们几乎同等地关注妓院陈设之富丽堂皇，以及这种优裕的环境所唤起的愉悦之情。1893年时，池志澄写道，青楼　　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　　妓女的房中可能摆着一张藤睡椅（“其上任客小眠最为适意”），或是“罗汉榻”，那是专为吸食鸦片用的、双铺的精致卧榻。房间的陈设风格年年不同，就以灯具来说，“向以玻璃为贵，嗣行羊角灯，旁缀以珠，继又广行书画灯，每房四盏，以白绢上书诗词，间以着色花卉或山水。”西式图案的墙纸也甚为走俏。布置讲究的房间要摆四个果盘，每个妓女有一根金银水烟筒（后来烟筒被价格很贵的卷烟取代）。妓女房间的摆设和她身上的珠宝一样，往往是客人赐予的：　陪他过夜的人以及他过夜的房间都要可心宜人才好。客人不称心了，发怒了，８７会叫妓女还回“他的”珠宝；同样，客人发脾气时会将妓院的精美摆设砸个粉碎，或者雇流氓来砸。指南书和主流报纸都提到，客人出于嫉妒或为别的不顺心，会在妓院大打出手，将招牌、家具、花瓶、镜子等统统砸个稀巴烂。老鸨也毫不含糊，一准将动手的客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高等妓女大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活动，如饭馆、书场、戏院和大妓院中的宴会厅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那就是她的房间。房间不只是容纳性行为的空间，它也是亲密的社交酬酢的场所。“房间”是妓院生意中进行商谈活动的小单元，指南书中有许多同“房间”相关的切口，就说明其重要性。老练的嫖客应该懂得、并能适当地使用这些切口。住家妓院或大场户的妓女先要“包房间”（租房间），然后要“裱房间”（糊墙纸），并“铺房间”（整理、装潢）。如果妓女房里已有客人，佣人搞错了又要领客人进来，那么妓女就要高叫“领房间”（领到［别的］房间去）。也就是说，后来的先请到别处等候，待她有空了再来迎他。遇到这种情况，客人也可以“借房间”，即到另一妓女的房间去等她。但假如先来的和后来的客人正巧是熟人，便可以“并房间”，两人共与一位妓女说笑。如果好吃醋的客人听到又有客到，或许会叫“病房间”，也就是不到天亮不撤出的意思。精明的妓女会设法避免尴尬的局面：　她会很得体地请走第一位客人，再接待另一个，这就叫“腾房间”。如果她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场面，有了一班常客，便可“调房间”，也就是到条件更好的妓院去包房间；不过妓女掉价、往下处挪也可叫“调房间”。客人不称心了，可能会来“打房间”。妓院新开张或过年的喜庆活动中会请乐师操弦佐曲，活动完毕，乐师会到一个个房间去为妓女奏一曲并讨赏，这就是“扫房间”，有开门红、开年红的意思。　　所有这些围绕着“房间”的活动都是社交活动，没有明显的性行为含义。只有两种切口指更为亲昵的交往，但那是在妓院以外的地方进行的。在旅馆的房间里召妓侑酒、酬唱、叉麻将叫做“开房间”。在旅馆叫堂差，坐局时间比在菜馆的堂差稍长些，８８客人正可以利用机会“寻寻开心，亦可增进双方的热度，又可以窥测对方的情意”。一部指南书为客进言道，一旦开了头，没准就会结成乐缘，常常销魂哩。比“开房间”再进一步的，就是在僻静的地方租一间“小房子”，双方便可日日在此幽会。作者劝有心寻艳的客人将此小房间装点得漂亮些，但也不必太过铺陈。　　对妓女和客人双方而言，“房间”都是进行社会交往和商讨的场所。妓女做得好，就会调往越来越好的妓院房间，灵活自如地疏导客流，令各方满意，有时还能自己开住家妓院。成功的客人则希望施展娴熟的房间礼仪技巧，将负誉的妓女从妓院拉出来，让她脱离身在妓院房间所必须恪守的生意上、社会交往上的职责，将她带进只有他独自可及之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妓院规制（六）

妓院的服务　　高等妓女的日常活动中，性关系占相对次要的位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一日从中午开始，按照同客人的亲疏程度安排会面和活动。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里，抽烟、打瞌睡、缝衣、结绒线、画画、喝茶，但也可能去会一个熟客、上街购物，或在妓院外租来的房间里同他会面。傍晚时分吃中饭，化妆，准备好出堂差、赴筵席；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走红的妓女则应酬时间还要长。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车兜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及后来，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厅。黎明时分她上床睡觉。　　叫局和出局　　有个西方的评论者写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中国书中的证据的话”，　　一帮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简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时期——约从1870年到1926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那么享有盛誉。　　“社交场合”可以是菜馆、酒肆、茶馆、戏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这样的场合，提供娱乐消遣，使男人们的饮酒、看戏、牌局或谈话等活动有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色。　　对场面上的男人来说，必须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这种社交仪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须酬应如流，８９才会使活动又得体、又愉快。召唤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场合曰“叫局”；叫局的办法是差遣戏院、酒肆的侍应将红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娱乐消遣场所雇用了专门送局票的人，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妓女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轿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龟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后来就改坐包车了。年幼的、质押身的或卖绝给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佣人跟着，年纪大一点、名气也大的妓女出局，则要好几个小大姐陪着。　　有一个写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谈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谓“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员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学士将官场的用语和等级体系搬到妓女身上，表现了机智的自嘲心态。这样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径自将这套官方用语拿过来用。20世纪初，高等妓女乘轿子出堂差时有男仆手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20世纪30年代有个作者写道，他还记得幼时看见这样的灯笼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如此大胆擅用官方语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到30年代时，乱用官方语言引来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声的道德说教。娼妓业的意义变了，就此可见一斑（详见第三、四部）。　　一位洋观察家看高等妓女，调子就多少有些轻浮：　　　她们游来荡去，９０从一家饭店到另一家饭店，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为主人的宴会增添欢乐活力，却如无线电控制的出租车一样，始终同总部保持着联系。她们的光亮的私人包车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市中心急驰飞奔，穿行于林立的饭馆旅社之间。车的前灯后灯照得人晃眼，垫脚板上还藏着一盏聚光灯，映照出她们迷人的小脸庞、乌黑头发上的荷花，最后还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们身上闪烁发光的珠宝。为防止珠宝被人抢走，总有个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车后；装着充气轮胎的人力车迅疾地轻盈地移动着，跑腿的手紧紧把住车的一角。　　每当客人填写一张局票的时候，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小生意，牵动了一张利益网络。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费（1891年时是63个铜板）。开出局票的菜馆或旅馆有一本记事簿，将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账记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馆的人去妓院收账，一局收70个铜板，曰“车马费”。妓院也有一本明细账，每次出局都有记录，到时候一一核对，防止菜馆将没出局的也算了进去。19世纪末的局资为3元（此为“长三”的“三”字的一种意思，长三是对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了多做生意，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而这一块钱中，妓女“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乌师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幺二”妓女档次略低于长三妓女，出局收两元，然而她们和长三不一样，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到了30年代末，付局账已不再是当场交易，而改由妓院记账，按节度结算。　　高等妓女出局时所做之事，依场合、本人走红的情况以及与叫局客人的熟悉程度而有所区别。原先所有的出局妓女都应唱一曲，并有乐师伴奏。然而，随着她们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唱优角色，而叫局的又通常是在旅馆的房间，许多妓女也就以几分钟的清谈代替了唱戏。一部指南书说妓女每晚要应付差不多30个局差，必是疲惫不堪，这或许就是她们故意不带乐师以逃避唱曲的原委。还有一种“代轿”的办法也表明妓女对自己的日程安排有某种支配权。倘有妓女不喜欢的客人叫局，可又不敢推却，便可请一姐妹代她出局，对客人只说是她病了或另有堂差。时髦妓女日程爆满，除非有心里特别喜欢的恩客，否则只呆上几分钟就走，去应付下一档差事，９１哪怕客人已等了她一两个钟头也不管。晚上10点以前一般都是应菜馆酒楼的局差，10点过后才应旅馆的（也不过是清谈，只是不在公众场合，也不必那么急匆匆地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