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地球上……旧地上……妈的,拉米亚,如果你不信的话,滚蛋去吧。我们住在老妈的庄园里,位于一座小岛上,离北美保护区不远。
对旧地之家的素描:
草地西南片开外,树木轮廓犹如绉纸,在其上方,短暂的晨光由紫罗兰色褪变成紫红色,然后是紫色。天空仿若精美的透明瓷器,没有一丝云朵或者凝迹的伤痕。第一束日光,如同交响乐前的宁静;紧随而来的日出,仿佛铙钹共鸣的突然一击。橙色和赤褐色爆发成金灿灿的光芒,那超长的冷光从天而降,洒向茵茵翠意:叶影,树荫,柏木和垂柳的卷须,以及林间空地上静谧翠绿的柔滑草坪。
老妈的庄园,我们的宅院,面积有一千英亩,坐落于百万英亩荒野之中。大得如同小型草原的草地上,青草绵绵,长势喜人,使人禁不住想要躺下来,在柔软的茵茵绿草上小憩片刻。壮丽的遮荫树好比日晷仪,一列列树荫庄严地转着圈;此刻正在汇合,正在收缩,向正午行军,它们最终会往东延伸,告示着一日的终结。威严的橡树。巨大的榆树。棉白杨、柏树、红杉,还有盆景。榕树垂下新生的树干,就像是以天作顶的神殿中光滑的支柱。柳树整齐地列于运河两侧,列于偶然冒出的溪涧之畔,垂下的枝条迎着风儿,吟起远古的挽歌。
我们的庄园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山丘上,到了冬季,那儿棕褐色草地的弧线看上去就像某种雌兽平滑的胁腹,那部位全是大腿肌肉,意味着速度。庄园炫耀着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连生宅邸:东面庭院里的一座绿玉塔,会捕捉到拂晓的第一缕阳光,南翼的一列山墙,会在午茶时分给水晶温室投上三角形的阴影,而沿着东面的门廊,数个阳台、以及庄园外面迷宫般的楼梯,会与午后的影子玩耍起埃舍尔游戏。
当时“天大之误”已经发生,不过地球尚可居住。我们住在这一处庄园的大部分时间,被我们古雅地称为“缓和期”。基辅小组的那个该死的小型黑洞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地心,等着它下一顿的晚餐。有时候整个星球会痉挛,但每次痉挛之间会有十到十八个月的平静月份,那就是“缓和期”。在“可怕期”,我们正好在柯瓦叔叔那儿度假。那地方在月亮以外,是颗小行星,在驱逐者迁移前就已被引到那儿,并且接受了星球改造。
你也许已经知道,我出生时就把银调羹藏在了屁眼里,十足的势利小人。对此我不会辩解。在经历三千年玩弄民主的岁月后,旧地上遗留下来的家庭渐渐明白,要除掉这样的社会渣滓,惟一的方子就是禁止他们生育后代。或者,去资助播种舰队;或者回旋飞船的探险,远距传输器的新移民……大流亡时期一切恐慌紧急事件……只要他们在地球以外生育后代,使旧地获得清静就好。但事实上,故土已经成了患病的老婊子,没多大能耐了,社会渣滓星际远征的欲望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他们可不是傻冒。
和佛陀一样,我几乎到长大成人之时才知悉贫困潦倒是何物。按标准年算,我那时十六岁,正处于四处游历的一年,我背着背包穿越印度时,见到了一名乞丐:出于宗教的原因,印度的旧式家庭把他们留在身边,然而那时我只知道这个男人衣衫褴褛,肋骨凸现,举起一个柳条篮子,里面摆着一只古老的触显,乞求我那寰宇卡的轻轻一触。我的伙伴们认为这种行为歇斯底里。我则呕吐了。那事发生在贝纳勒斯。
我的童年手握特权,但却并不让人讨厌。我拥有着愉快的回忆,譬如贵妇人席贝尔的著名派对(她是我的姨妈)。我记得有一次她在曼哈顿群岛上举行的三日派对,轨道之城、欧洲的生态建筑的宾客们搭乘着登陆飞船降落于会场。我记得耸立在海水上的帝国大厦,楼宇的光亮反射在泻湖与蕨草滋生的沟渠上;电磁车载着乘客们登上望甲板,与此同时,在其四周杂草丛生、由稍矮些的建筑形成的岛状土堆上,烹饪用的篝火正在熊熊燃烧。
那些日子,北美保护区是我们的私人运动场。据说,仍有大约八千人住在那个神秘的陆地上,但半数是护林人。其他包括叛逆的基艺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是:让上古灭亡的北美植物和动物死而复生),还包括生态工程师,授权居住的原始人(比如说奥贾拉拉·苏或者地狱天使行会),另外还包括偶尔到此一游的旅客。我有个堂兄,据说他曾背包不停往返于保护区的两个观测地带,但是他在中西部的确干过这事,那里的各地带之间相对来说靠得很近,而且恐龙群落也更为稀少。
第三章
天大之误后的头一个世纪里,盖亚①已经受了致命创伤,正拖着步子缓缓地走向死亡。“大萧条期”,毁灭尤其来的严重,小块土地经常出现痉挛,情况每况愈下,每次发作之后,随之而来的情形更为骇人,但是地球坚忍着,尽力进行自我修复。
我前面说过,保护区是我们的运动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垂死的地球都是。我七岁时,老妈让我有了自己的电磁车,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离我家都只有一小时以内的飞行旅程。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马尔斐·施瓦茨,住在埃里伯斯山①庄园,那儿曾经是南极共和国。我俩天天见面。旧地法律禁止使用远距传输器,这个事实丝毫没让我们伤脑筋;我们在夜里躺在某个山坡上,仰着脑袋,透过一万个环轨灯和星环的两万个灯塔,望向星空,望着两三万肉眼可见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丝嫉妒之情,也没有任何冲动,要加入大流亡。正是大流亡,加速了远距传输器的编织,最终编成了世界网。在当时,我们仅仅感到高兴。
我脑子里对我老妈的记忆被固定住了,真是奇怪,似乎她是我的《垂死的地球》中另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也许她是。也许我是由欧洲自动化城市中的机械人抚养长大的,喝的是亚马逊沙漠中机器人的奶,或者,我仅仅是在大桶中培育长大的,就像啤酒酿造者的发酵粉一样。我记得,老妈那白色的睡衣像鬼魂一样滑行在庄园那阴暗的房间里;当她坐在温室里,光线投下,投影出缎带装饰,夹杂着灰尘,她会倒上一杯咖啡,此时,我记得他那长着纤纤细指的手背上无数脆弱的蓝色静脉;烛火牵绊在她头发的蛛丝光辉中,就像一只金色的苍蝇羁绊在那,她的头发卷成贵妇人风格的一个圆髻。有时,我会梦到她的声音,那轻快的音调,带着在子宫里打转的意味,但是我随即醒来,发觉那仅仅是风儿吹过蕾丝窗帘的声音,或是什么不知名的海洋在拍打着礁石。
从我最初有了自我意识起,我就已经知道,我会成为,应该成为,一名诗人。这不是说我好像有多少选择;而更像是那垂死的美丽,吸完了我最后一口气,然后下达了命令:我注定得在余生和词语玩耍,这似乎是为了补偿它随手在它的牛栏世界里对我们种族的大屠杀。管它呢,反正我就成了一名诗人。
我有个导师,名叫巴尔萨泽②,是个人类,但是很老,这位难民古老亚历山大的带着肉体气息的小巷。巴尔萨泽几乎全身都闪烁着蓝白的光芒,那源自于早期不成熟的鲍尔森疗法遗留的蓝色;他就像一个熠熠发光的人类木乃伊,封在了液体塑料中。而且此人颇为好色,是个出名的登徒子。几个世纪之后,我成了一名色帝,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可怜的巴尔萨泽君的冲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庄园通常不会雇用年轻的小妞做佣人。人或机器人,巴尔萨泽君不会歧视,他一概通吃。
我还是很幸运,虽然巴尔萨泽君对年轻肉体有特别的嗜好,却不会对同性下手,因此,他的胡作非为仅仅表现在:要么是他在辅导时间里连个人影也不见,要么是把注意力毫无节制的花费在了记忆奥维德③,薛尼胥,或者吴侨之的诗文之上了。
他是一名卓越的导师。我们研究了古典时期,以及近古典时期,并且去了雅典、罗马、伦敦、汉尼拔、密苏里的遗迹作了实地考察,他从没让我做过什么测验或是考试。巴尔萨泽君希望我能学会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说服了我老妈,所谓的“进步教育”是有缺陷的,不适合旧地家庭,所以我从不知道脑力绝技的捷径,比如RNA学习疗法,数据网深究,系统的重现训练,程序化的谈心小组,需要牺牲事实的“高层思维技巧”,或者无文字的规划。在免去这些学习内容之后,我得以在六岁之时,就能够背诵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在学会穿衣之前,我就能写六节诗了,在连接人工智能之前,我就能以螺线形的赋格诗体进行思考了。
另一方面,我的科学教育却没有受到严格要求。巴尔萨泽君对此毫无兴趣,他称科学为“宇宙的机械面”。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搞明白什么是电脑,什么是零售商品部,搞明白柯瓦叔叔的星状生命维持装置其实是些机器,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灵魂济世救人的显灵。我相信这世界有仙女,有鬼怪,我相信数字命理学,占星术,我相信仲夏前夕,在北美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深处的魔力。就像海登①画室中的济慈和兰姆②,我和巴尔萨泽君会为“数学的混乱”干杯,哀悼由于牛顿先生刨根问底产生的棱镜所导致的彩虹诗文的灭亡。我早期怀疑一切科学和不带任何情感的事物,实际上更是对其带着憎恨,这对我后来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我已经明白,在这后科学的霸主中,依旧保持一名哥白尼前时代的异教徒,还是不难的。
我早期的诗作实在是面目可憎,但由于跟烂诗作同流合污,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傲慢地确信,我的创作行为对于那些我正在孕育的无意义夭折还是有价值的。并且,老妈也容忍着我,任我把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大堆打油诗扔在屋子里。她纵容着她惟一的孩子,即使他沉浸在快乐的荒淫无度中,就好像一头未经管教随处方便的骆驼一般。巴尔萨泽君从来没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有给他看过。巴尔萨泽君认为令人尊敬的丹东是个骗子,他觉得萨姆德·布列维和罗伯特·弗罗斯特③应该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吊死,华兹华斯是个白痴,而除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对语言的亵渎。我不知道我有何理由,可以把我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