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凤至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忽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凤至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嘎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地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凤至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凤至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详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捅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