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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是“苦雨斋”，继而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这样在北平大张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那真是我们民族的又一苏武再世。

周作人决定留在日伪占领的北平城时，郭沫若写下了《国难声中怀知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虽然周作人退到“苦雨斋”，原先也早说过自己渴望做一个平凡的人，自动放弃对于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但他毕竟是五四时期的开拓者，在这中日正式交手互为敌对的时刻，人们更是将周作人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许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历史不允许逍遥，要的是担当。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周作人本打算耸耸肩，叉手优雅地躲在“苦住庵”里做一个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顺民；但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符号，就因为他是“周作人”，历史怎能允许他如此轻易地做出这样幼稚的选择，生与死的选择置于他的面前。

周作人虽然说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饲虎”的人间情怀。周是一个怯懦的人，对人间时常以悲观和惊恐待之。活命，一切从此出发，“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日本占领北平最初的两年里，“苦住庵”里的周作人虽然在故纸堆里暂避身外的风雨，但一家已到了举债度日，“惜无白粥下微盐”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风里。做隐士也是要条件的，真正的隐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种地的，隐士还是要吃饭的，总不能餐金英饮白露茹紫蒂啖白云。誓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扛起锄头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书和墨的手，向土里刨食就外行了，靠书生之臂养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才是诗人归隐后的生活*。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是偶一落笔而已，他的日子不会那么轻松。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六十三岁离世，二十多年中，陶渊明和他的妻儿一直过着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以至于灶不见火，突不生烟，米无一粒，酒无一滴。他只能披着破旧衣衫，坐在廊前晒日头。贫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馈赠：“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却绝不接受嗟来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贤者处世，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馈以梁肉。话不投机，陶渊明断然拒绝。但周作人做不到，于是周作人终于选择了“附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前世出家今在家（5）

人生充满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老僧假装好吃苦菜，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浸水，结果只好改苦住庵。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你很厚的情谊。飘然一杖天南行，并不是出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把钵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从这封答问诗信里我们是可以读出周作人为自己附逆开脱，“屋漏浸水”的环境里，谁能保证“不湿鞋”？何况庵里“很有些老人住”，“得托钵化些米面”。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恒追问中，周作人选择了活着。在被打了一枪后，保命，没有皮囊就没有一切的周作人终于“下水”了。“老僧始终是老僧”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武变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杂志刊登出周作人于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和新闻文章。照片上，“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一九三九年元旦上午九点钟左右，国人一片“汉奸”骂声中“苦雨斋”

里的周作人，正在家与前来贺年的学生聊天。仆人过来说，有一个天津来的客人要见他。周作人即请来人进屋。还没等周作人看清容貌，来客问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腹部。再一枪，打中了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

这次暗杀行动中，周宅附近的一名车夫被打死，一名车夫被打伤，周作人的学生也肩部受伤，只有暗杀的对象周作人本人，因为毛衣纽扣阻挡了子弹，反而毫发无伤。

周作人一直以为这是日本人的所为，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元旦的刺客”。这本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看不惯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但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

周作人走到此处，是他的心理轨迹的正常运转。人格的委顿，道德的弱化一步步把他载到了如此的境地。屈从于求生，是他尴尬的开始，他本来还羞羞答答的面纱就彻底扯去，半条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拥抱下水了，就此开始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周作人曾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表面风雅的周作人心里的怨毒是很深的，他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胡闹的岂是鲁迅，这报应就应到他的身上，从“五四”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到附逆，这胡闹也大了去。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

前世出家今在家（6）

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而他附逆，在晚年的这一笔，不是轻薄也非越轨，而是直入泥潭，被人耻笑。

三

金庸小说《鹿鼎记》曾写到韦小宝在昆明听陈圆圆唱《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对韦小宝拜曰：“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顺治十年，吴梅村应召赴京。过淮阴时，作诗曰：

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无异于落水失足投靠变节，也就有了毕生的遗憾与污点。

顺治十三年，吴梅村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居家至死。为大清朝服务三年，让他后悔一辈子。他时时忏悔，努力救赎，还精神和情感，还道义和良知，还故国和恩主的债，他有一首词《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吴梅村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疚、自责，尽管相隔数百年，我们仍能感到他的泣血和伤痛。这对照喜欢晚明的周作人，真是判如云泥，一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的附逆辩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三百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十一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并在报纸发表声明：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