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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第1页）

俄罗斯共产党用自己的口号吸引并团结了相当一大批“反对型的”选民。该党得到年纪大的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1991年之前退休的人，也包括90年代的退休人员、最近12年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不能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普通职员、教师和部分职业军人支持俄罗斯共产党。但是知识分子、青年、官员和商人对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率很低。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也不支持俄罗斯共产党。在20世纪多次遭到蒙骗的工人和农民目前最不关心政治。

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名单中，很少有什么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者是全国有名的政客。除了根纳季·久加诺夫，俄罗斯公民未必能再叫出三四个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任何制度都需要反对派。在这方面俄罗斯共产党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批评、监督功能。共产党不赞成新的革命，不号召人们拿起斧头作武器进行暴力斗争或者设置街垒，甚至罢工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认可的抗议形式，当然示威游行、群众集会和议会活动除外。鲍里斯·叶利钦辞职后，俄罗斯共产党继续宣扬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立场，但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不是行动，而是语言和政治姿态。俄罗斯共产党很少对当今制度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党的纲领也难以令人信服。按照传统，俄罗斯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政策和建议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看到，俄罗斯共产党的现任领导层摆脱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诸多公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教条公式。

俄罗斯共产党的章程规定，党内不应产生任何派别和党团。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党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各种派别和集团。阿利贝尔特·马卡舍夫将军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他富有攻击性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公开声明对俄罗斯共产党为害不浅。还有一些在原来的共产党中根本无法想像的倾向于传统东正教会的集团和派别。共产党内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崇拜者。《苏维埃俄罗斯报》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杂志《对话》里面长期充斥着对斯大林喋喋不休的赞扬。俄罗斯共产党的媒体不接受任何针对斯大林的批评，这里盛行的已不仅仅是唱赞歌了，有些评价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企图在党的宣传中恢复二、三十年代的公式，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建议将斯大林主义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例如，俄罗斯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德罗夫，就建议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结合“斯大林的民族国家方法和东正教教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东正教的斯大林主义”“能够为加快复兴俄罗斯国家建立强国基础，其实力和力量是繁荣的罗马时代以来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此浅陋、粗略的纲领很难在俄罗斯公民中产生影响。

在俄罗斯共产党内部没有人可以真正动摇根纳季·久加诺夫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他能为自己的拥护者提供总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东拼西凑，内部充满矛盾，但暂时却是无可替代的。这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对党的个人贡献。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对者、来自苏联共产党和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的奥列格·舍宁、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克多·安皮洛夫、维克多·丘里金、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等人，坚持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团结起有影响的拥护者团体。来自布尔什维克和“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爱德华·利蒙诺夫和妮娜·安德列耶娃的例子相当具有代表性。当然，很难将根纳季·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片段、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论点、同时还有大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经过修饰的斯大林主义组合而成的。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既有“神圣罗斯”和“莫斯科——第三罗马”这样的来自久远年代的公式，也有19世纪“专制政体、东正教、人民性”　的思想。根纳季·久加诺夫赋予俄罗斯人民特有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精神追求：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可与西方的“亚特兰大文明”抗衡。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根本不受他重视的历史，而是地缘政治。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地缘政治坚持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根本性的敌对态度。2000年的时候，根纳季·久加诺夫在对当今体制的批评中，努力将“格列夫——卡西亚诺夫政府的叛徒政策”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形象区分开来。然而后来，根纳季·久加诺夫和俄罗斯共产党多次声称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对内、对外政策。

意识形态的抉择（7）

俄罗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与联邦会议下院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有关。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是职业记者，曾任《共青团真理报》和《真理报》的总编辑，1993年后进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层，作为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进入国家杜马。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拥有中庸和善于妥协政治家的名声。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成为杜马主席，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七年多。但在2000年，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开始以独立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先是组建了社会政治运动“俄罗斯”，在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发生纠纷后，又组建了新的政党“俄罗斯复兴联盟”。

2003年，“俄罗斯复兴联盟”企图在俄罗斯政治派别的左翼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企图发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作用。然而政治家的知名度和他受欢迎的程度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知，在最近14年来，所有企图开展独立政治活动的苏联和俄罗斯议会议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伊万·雷布金——均遭到了失败。政治企图不成功的还有联邦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舒梅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和新的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也不太可能成为例外，后者组建了不为公众所理解的“生命党”。在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中，议会的议长是精明能干的政治中间人，而不是董事会的主席。

俄罗斯共产党在2003年12月的选举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又组织了一个中庸的左翼政党，而是普京总统提出的积极的社会和爱国主义政策。在上一届杜马选举中，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公民支持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联盟，不是因为赞成其纲领或者出于对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好感，而是因为反对鲍里斯·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涅姆佐夫——丘拜斯政府的政策。这不是什么秘密。现在这些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说：“既然克里姆林宫里有普京，我们还要久加诺夫在那里做什么……”

一盘散沙的民族主义者

2003年，在希望引起选民注意的政党中，有十个左右自称是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在西欧国家中，民族主义政党一般位于这些国家的右翼、甚至极右翼政治阵营。例如法国的勒庞、奥地利的海德尔、意大利的费尼政治集团。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90年代时比较接近于这一类政治集团，然而在今天，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是模糊不清的，该党在抗议的选民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许多观察家甚至怀疑，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选举中能否得到5％的选票进入杜马。其他所有的民族主义集团和运动都对日里诺夫斯基极为不满，认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著名的做秀者”。这些公开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家几乎全部投靠到左翼政治阵营，而不是右翼。分析专家认为，“有责任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联合10％～15％的选民。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并不存在，不同的民族主义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明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一直更像是宗教哲学学说，而不是政治理论。当前，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民族主义说教带有类似的性质，只是他身边没有追随者而已。在90年代，民族思想或“俄罗斯思想”　不是作为哲学，而是从政治角度为许多政治流派和政党所利用：“民族阵线”、“俄罗斯村社大会”、“俄罗斯全民联盟”、“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哥萨克联合会、“欧亚党”、“民族强国党”、“罗斯”集团　、“俄罗斯和平党”等。然而在它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团结协作的迹象。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000年和2001年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品、倡议和计划反应最为热烈的恰恰是这个花哨的民族主义阵营。

“普京是国家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有意吸引和影响来自社会的全部潜能，”　．纳戈尔内和　．阿尼新在《明日报》撰文写道，“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创造历史的已经不完全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而是大众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共同事业的哲学’，如果它凝聚为克里姆林宫的现实政策，必将彻底改变俄罗斯的对内政治和国际局面。弗拉基米尔·普京主张团结全社会的力量来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他希望国家克服灾难状态，在这方面他和人民站在了一起，而没有和占据了报纸和电视的莫斯科的无聊民主聚会同流合污。”　“欧亚党”的领袖杜金企图把弗拉基米尔·普京推到更高的地位：“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命运之人’，他为环境所造。某种力量呼唤并引领他跨越了并非轻易就能克服的障碍。当前，我们甚至不应该左思右想，而是应当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不是把他当作暂时的或者升迁的参照物——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应当创造性地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因为他是一种机能，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机能。这是‘欧亚’在转折时代的某种象征、意义和标志。我们应当给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权加入欧亚主义的内容。”　而图克马科夫坚信，恰恰是普京应当依靠军队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图克马科夫感叹道：“除了俄罗斯总统，上帝还会派谁去拯救即将灭亡的民族，使其不至陷于深渊，又能让谁从老爷和长官变为俄罗斯人民的领袖呢！他用以温暖人们心灵的应当是义无反顾的、炽热的民族使命感，而不是无精打采的新年致词。只有这样，他才有权骄傲地说：‘我是俄罗斯总统！’”

意识形态的抉择（8）

当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能、也不应该说自己仅仅是“俄罗斯人的”总统。在2000年的总结报告中，普京总统请求俄罗斯公民不要把他看成是象征、救世主或者功臣，而是俄罗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为了保证工作成效，需要俄罗斯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公民都来协助俄罗斯总统。

中左派政党和运动

政治观察家通常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政党划入温和的左翼阵营，或者左翼中派。90年代初，在俄罗斯出现了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党”，它们属于右翼政党联盟，处于政治派别的右翼。但是后来，在1990～1995年间，这些党派随同民主阵营的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削弱并消亡了。政治生命较长的是左翼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党派。在2000～2002年，从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党”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的“劳动者自治党”，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党”和伊万·雷布金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党”，这样的党派在俄罗斯共有十几个。尤里·彼得罗夫的“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民权和劳动联盟”、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金的“精神复兴”、安德烈·伊萨耶夫的“劳动联盟”等也主动归入左翼中派。目前，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的“俄罗斯复兴党”也想挤进左翼中派的队伍。所有这些政党和联盟的纲领性文件都大同小异，然而各党派领袖及其背后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不同利益，妨碍了俄罗斯左翼中派各政党实现联合。

1998年3月，众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联盟宫的圆柱厅聚集一堂，为庆祝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10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在大会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尤里·卢日科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奥列格·鲁缅采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