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