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
《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
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
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
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
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
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
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
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
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
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
《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
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
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
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
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
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
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
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
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
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
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
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
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
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