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4部分（第2页）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个北方将领在遭到惨败之后，正是用这首诗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来，送上前线去战斗。我们再来看一首歌咏新买宝刀的诗歌，与南方的爱情诗歌作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姿；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涉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些诗歌也曾被胡适博士引用，来证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些诗歌开阔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使我们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北方血统与南方血统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一个具有2000多年叩头、室内生活、缺乏流行运动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社会民族退化的命运，避免像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那样落后于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退化

“退化”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只能是相对而言。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吸尘器，现代人在衡量别人的道德水准时总是看其清洁程度。认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还要戴上护肚。我曾听到过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说，中国农民过着“牲畜一样的生活”。他如果想拯救这些中国人，第一件事情看来就是给农民的茅屋及器具来一次全面消毒。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对污垢的恐惧，才是人类退化的标志。依靠外部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险的。事实上，欧洲人生活在暖气烧碍过热的寓所里，乘豪华小轿车，其求生的本领，断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又矮，未经消毒的茅屋里的中国农民。在孩子和野蛮人中自然存在的残酷本性也并非人类退化的标志。相反，退化的标志是对疼痛与苦难的畏惧。一条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为一位夫人的爱犬，被带着招摇过市，是一只退化了的狼。即使是杰克·邓姆普赛①式的魁梧，也不能用来证明赛场以外人类的荣耀。能用来证明的只能是人们工作与过幸福生活的本领。即使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动物，它的身体是一个更为敏感、复杂的有机体，有各种特异功能，有更优良的意志，这样一种动物也不见得就比人类更茁壮，更健康，因为要考虑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衡量其体格与精神健康与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对生活的适应力。

『①杰克·邓姆普赛（Jack　Dempscy），美国拳击手，1919～1926年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即使我们单纯考虑身体现象，也可以明显看到几千年来文明生活影响的痕迹。中国人使自己适应了这样一种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动力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他已经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与冒险的智力和体力，而这些都是他们原始丛林中祖先的特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发现它最好的用处是制造鞭炮，共他们的祖辈做生日用。这的确是中国人的幽默，完全象征着他们对发明的态度。就是说，发明要用于和平的目的。在艺术中，他们讲究精美而不讲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在体格上失去了不少过去的活力，以至本能上变得圆滑起来；在哲学上，他们讲究合情合理，不讲究敢作敢为，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中国人圆圆的下巴和没有定形的脸庞上看出一二。

除此之外，中国人蔑视体格上的勇猛，蔑视体育运动，普遍不喜欢艰苦的生活，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这些都与体力衰退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电车上还是在职员会议上，欧洲人与中国人坐在一起时，你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资产阶级不卫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烧得过热的暖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的斜肩与无精打采的眼神。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竞技场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欧洲人的男孩子，明显与众不同。他们速度快、灵活、精力充沛，尽管他们在耐力竞赛时很少取胜，学术造诣从来也不如中国人。一位叫鲍罗廷①的人自吹在1927年的汉口国民政府中有相当的权力。这是因为这个精力旺盛的俄国人做着三倍于中国官员的工作。他可以游说中国领导人直至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以免被这位俄国人纠缠不休，而这位俄国人在他国内也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

『①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2），苏联人。1922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顾问，1925年在广州为国民政府最高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

许多在上海的欧洲人奇怪，他们的中国朋友为什么往往中途退出他们的社交性谈话。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不能忍受这种长时间激烈的讨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讨论在用外语进行时，则尤其如此。在许多中国人与欧洲人组成的伙伴关系中，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商业关系，欧洲人总是看不惯中国人那种令人生厌的沾沾自喜。中国人则看不惯欧洲人那种坐立不安的坏脾气。中国人认为，美国爵士乐队指挥那副连裤管都在颤动的样子，以及欧洲旅客在轮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样，实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除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中国领导人都不“像牲口那样工作”，而只是像文明人一样工作。他们认为，生活不值得人们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假如蒋介石和宋子文最终都高人一头，那也是因为他们的耐力，他们做苦工的能力。宋子文在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时称自己像“牛一样壮”。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国官员们那样，在离职的时候恬不知耻地宣称那是因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神经衰弱等。我们可以为这些身体上、精神上的病患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囊括一所现代化医院所有科室所能处理的病患：肠胃功能紊乱，肾负担过重，神经崩溃，大脑功能失调，失去思维能力等等。官员们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时候，就要公布这些身体上的毛病。当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实的。

除了已故的孙逸仙以外，中国领导人并不经常读书与写作，尽管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让一位中国领导人写一部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书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迄今为止也还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明显畅销的第一流的孙中山传，尽管这位伟人已故去将近10年。就是像样点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传记也还未曾见到。

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