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谢了,但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爸,我想救他,可是他——他根本不想被救。”
“赔偿,是一个人回归上帝时必须采取的步骤。”我爸说,“显然,薛在用字面涵义诠释这一点,他拿走了一个孩子的性命,因此欠那位母亲一个孩子。”
“这并不是完美的等式。”我说,“如果真要这么做,他必须把伊丽莎白·尼尔森带回来。”
我爸点点头。“自大屠杀以来,拉比们讨论这个话题很多年了。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家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原谅凶手?凶手修正过错的对象应该是被害人,但这些被害人都成了残骸灰烬。”
我坐起来,按摩太阳穴。“这真的很复杂。”
“那么,问自己,什么才是正确且该做的事。”
“我回答不出来。”
“那么,”我爸说,“也许你应该去问薛。”
我向他眨眨眼。事情就这么简单。自从上次在监狱的第一次会面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委托人。先前安排恢复性司法面谈的工作也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或许我真正需要的是,找出薛·布尔能为何如此确信这是个正确的决定的原因。这样一来,我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我弯身给他一个拥抱:“谢了,爸。”
“我什么都没做。”
“你和奥利佛比起来,还是个比较好的谈话对象。”
“千万别跟兔子说,”他说,“要不然,它下次会用两倍大的力量挠我,就像之前一样。”
我起身朝门口走去。“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喔,对了,”我说,“妈妈又在生我的气。”
当薛·布尔能再度被带来与我会面时,我正坐在律师和委托人的会谈室刺眼的荧光灯下。他退至活门后方,让手铐解开,然后坐在桌子另一端。我这才发现他的手很小,也许比我的手还小。
“还好吗?”他问。
“还好。你好吗?”
“不是,我是指诉讼。我的心脏。”
“呃,先等你明天和琼·尼尔森谈完之后再说。”我迟疑了一下,“薛,身为你的律师,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一直等到他正视我的双眼,“你真的相信,死亡是唯一能补偿先前罪过的方式?”
“我只是想给她我的心脏。”
“我知道。但为了这点,你等于同意了处决自己。”
他虚弱地微笑:“我以为,我的票在这里并不算数。”
“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薛,你的案子可以为极刑这个议题带来警示,但你将成为牺牲的羔羊。”
他突然抬起头:“你以为我是谁?”
我迟疑片刻,不太确定他这么问的意思。
“你也相信其他人信的那套吗?”他问,“或者,你相信路希尔斯?你认为我能行使奇迹吗?”
“我不相信任何没有亲眼目睹的事。”我斩钉截铁地说。
“大多数人只想相信其他人对他们说的。”薛说。
他说得没错。这正是我会在爸爸的办公室精神崩溃的原因。即使我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然而,偶尔想到这世界也许真的没有神来看顾我们,难免让人感到恐慌。这正是为何一个像美国这样进步开明的国家,直到今天仍有死刑存在。只要想到假如我们没有掌控好一切,所谓的正义将赢得什么,就足以叫人恐慌。事实总让人感到安慰和舒适,以至于大家会停止质疑这些事实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