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撇下腿脚蹒跚的施密德从楼梯“噔噔噔”跑了上去。我喘着气以我的最快速度赶到了九楼。九楼还是一样的死气沉沉,可是八号房里却传来了低沉的凄惨的求救,“救,救命……”
我再也顾不上细想,破门踢开了房间,这时我看见绿色的窗户打开着,一个披着绿色斗篷的背影快速无伦地跳了出去。我马上跑到窗口往下望,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大街,那个神秘的凶手已经无影无踪。老陈像木乃伊一样躺在柚木地板上,手里握着电话,显然是我的电话刚好发生在凶杀时刻。他瞪着恐怖的眼球茫然无助地看着我,“道……信……”
“老陈!告诉我!谁是凶手?”我蹲在老陈身边问。在这关键时刻,我希望老陈能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事情的真相,那样他的死将避免更多无辜的生命罹难。
“是我不,不该拿了……孔,孔雀的惩罚……”老陈就这样绝望地说出了最后的遗言。他的手软绵绵地松掉了电话,他死了。
“老陈!老陈!”我尖叫起来,我扶着老陈的肩膀,“老陈!老陈醒醒……”
老陈再也不会醒来了。所以我陷入了一个误会的无底深渊。
砰!一群警察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我抬起头来,十几名全体武装的警察拔出黑魖魖的手枪对准了我。当时房间里只有我和老陈两个人,死亡现场被看到的第一个活人当然就是第一嫌疑犯,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身后又挤进来一位面貌威严的警官——尼玛达娃的哥哥格烈警长!
“格烈先生,你来了!”我得救地大喊,“我是道信啊!”
“我知道你是道信。”格烈警官冷峻异常地说,“你已经被捕了。”
“我,我没有杀人啊!”我无辜地喊,“格烈先生……”
“咔嚓咔嚓!”冰冷的手铐铐住了我的手腕。几个强壮的藏族警察把我推出了门外。下楼的时候,我遇见了白发苍苍的施密德老教授。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怎么一上楼的时间我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酒店的服务小姐们小声地议论纷纷,门口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路人,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塞进了警车里。倒霉!
拉萨警察局。
“我真看错人了!”格烈警长冷冰冰地说,“原来你才是可怕的杀人帮凶!你是刘家生的同伙!”
“我根本不知道刘家生在哪里!老陈也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会杀害他?”我大声抗议。
“据我们调查,老陈生前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你的,而第一个在现场发现的人也是你!”
“我,我找他有事情。”
“什么事?”格烈严肃地问我。
“我,我——”我本想把施密德与我求购孔雀石的事透露给格烈,但一来孔雀石是来自布达拉宫的宝物,我不想张扬施密德私人的求购主意;二来我认定格烈恐怕也不会相信我的真话,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好了,到此为止。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回答。”格烈警长觉得我浑身都是晦气,说话充满了疑点,一眼都不想再看到我。
“你的确冤枉我了!”我朝走出审问室的格烈警长喊。
他皱着眉头回过身来,“对了,道信,我以私人的身份告诫你,你要是走狗屎运地保释出去,若再靠近尼玛达娃的话,我不会轻饶你!”他愤愤地一拳砸在门上砰砰作响。
我苦笑着摇了摇手腕的手铐,“你大概希望我永远不会再走出去吧。”
不一会,几个审问我的干警又轮番上阵了。
他们异口同声地咬定我是杀人凶手,我死也拒绝承认,于是审讯成了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脱口秀。
“道信先生,你是否有过往的精神病史?”一个嘴上刚刚长出毛的年轻警员问我。
“你才神经病啊!”我激动地喊,“我说过一百次了,我不是杀人凶手。”
“请你安静一点,配合我们的调查行吗?”年轻警察耐心地问我,“像你这种当场捉住却抵死不认的犯罪嫌疑人我们也见的多了。”他朝墙壁上的摄像头瞥了一眼,我知道格烈警官一定在隔壁的办公室密切注意着我的一举一行。
他们动用了照明法。把一张瓦度高得可以照亮整个拉萨城的电灯长时间地聚焦投射在我的眼睛上,我根本无法躲开强烈的光线。我无法集中精神,也无法开小差打瞌睡。照明法影响了我本来就近视的眼睛,更可怕的是它在试图摧毁我正常的精神状态。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我肯定就坦白从宽了!可是我不是!我只是一个作家!我用笔对整个愚昧无知的世界发出挑战!
“你们这群饭桶!”我怒吼着对那个年轻警察咆哮,身上的镣铐弄的哗哗乱响。“你们他妈的用纳税人的钱干嘛啊?”
“折磨我这样的良好市民吗?!”
“等我出去后我到中南海告你!”
“你出去不了了。”年轻警察用对讲机小声地对上级报告。“他有妄想症。”
“我没有妄想症!”我愤怒地抗议。
“有精神病的人都说自己不是精神病!”警察振振有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