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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和一个（第2页）

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如《清道夫的秩序》、《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

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

一九八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