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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第1页）

音乐现在才开始获得其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人类灵魂演进的概念已经形成，但作为这一灵魂最有力的表现手法之一的音乐却被忽视了，这似乎是件怪事。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其他艺术更受法国人的青睐，更容易被法国人接近，但它们在历史上获得承认也曾遭遇到同音乐一样的困难。在文学、科学和哲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上，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很久以前就存在吗？然而，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存在的浅层部分；为了了解其内在的生命——其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这些反映该民族理念、情感和梦想的东西，来深入探索它的灵魂。

我们知道，历史或许会从文学中发现丰富的素材；例如，我们知道高乃依的诗歌和笛卡尔的哲学对理解《西费利亚条约》〔1〕会有所帮助；还有，如果我们不熟悉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及在十八世纪的沙龙里盛行的学说，那么，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也将不能理解。

我们也没有忘记造型艺术带给我们的有关不同时期的珍贵材料，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某一时期的原貌——它的典型，姿态、服饰、时尚——实际上是它的全部日常生活。多么丰富的一座历史宝库啊！万物是相互依赖的：政治革命会从艺术革命中找到呼应；一个民族是所有因素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形态和艺术形态莫不如此。从哥特式建筑的异同中，维奥莱勒·狄郁克能够追溯出十二世纪通商大道的盛况。对建筑物某个细节的研究——例如一座钟楼——会显示法国君主权力的发展脉络；因为从中可以看出，自菲利浦·奥古斯汀大帝开始，巴黎君主把一种首都特有的建筑模式强加给外省学派。但是，艺术为历史提供的最大帮助，是使之更加贴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也就触摸到其情感的源泉。从表面上看，文学和哲学把一个时代的特征归结为精确的公式，似乎提供给我们更确切的信息。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简化留给我们的是僵硬、贫乏的思想。艺术以生活为原型，它几乎拥有比文学更高的价值，因为它的领域几乎是无限延伸的。在法国，艺术已有六个世纪的历史，但我们满足于用只有四个世纪历史的文学来评价法兰西精神。此外，譬如法国中世纪的艺术可以向我们展示外省的生活，而法国的古典文学中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些。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构成元素比法国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种族，传统及社会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显示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瑞典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影响。强有力的政治统一消除了这些对立因素，并在各种文明的碰撞中建立了一种中庸和平衡。但是，如果说这样的统一在我们的文学中很明显的话，那么我们民族性的多种细微差别却因此而变得非常模糊了。艺术则提供给人们一幅丰满得多的法国人本性的画面。它不是一扇单色玻璃窗，而更像一扇融合了天地间所有色彩的大教堂的长窗。这不是一幅简单的图画，而更像那些巴黎和香槟省的纯粹法国艺术产物的园花窗。我对自己说：这样一个民族，其特征据说是理性而非想象，富于常识而非幻想，擅长素描而非浓墨重彩；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创造了那些神秘的园花窗！

因此，对艺术加以了解能扩大只通过文学面对一个民族形成的意象，并赋予它更多的活力。

现在，让我们转向音乐，进一步展开这种观点。

音乐令那些对它没有感觉的人困惑；对他们而言，音乐是一门无法掌握的艺术，超越了理性，与现实毫无关联。那么，历史怎么可能从超出普通事物，因而也就超出历史范围的艺术中获得帮助呢？

首先，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抽象，这并不正确，因为它同文学、戏剧和一个时代的生活有不容置疑的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清楚，一部歌剧史会对了解社会的行为方式和礼仪有所帮助。事实上，每种音乐形式都是同某种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并使它更加易于被人理解；很多情况下，音乐史是同其他艺术史紧密相联的。

事实上，各种艺术经常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或者作为自然演化的结果，越出自己的界限，渗入相邻艺术的领地。有时音乐变成绘画，有时绘画则变成音乐。“优美的绘画是音乐，是一段旋律。”米开朗基罗作此结论时，绘画已把优势地位让给了音乐，可以说意大利音乐正在从其他艺术的废墟中脱颖而出。各种艺术之间并非像许多理论家宣称的那样壁垒森严。相反，一种艺术经常向另一种艺术敞开大门。艺术会延伸，并在其他艺术中达到高峰；当思维已经穷尽了一种形式时，它会在其他形式中寻找并且发现一种更完美的表现形式。因此，掌握音乐史对于掌握造型艺术的历史是必需的。

但是，艺术价值的精髓在于它显示了灵魂的真实感受，内心生命的秘密，以及在浮出表面之前已经长期积累和酝酿的情感世界。由于音乐的深度和自发性，它经常成为思潮的第一个标志；这些思潮后来变成文学，再后来变成行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提前十多年预示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纽伦堡的名歌手》和《齐格弗里德》则提前十年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胜利。某些时候，音乐甚至是一个从未表达出来的完整的内心世界的惟一见证。

十七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是一系列的宫廷阴谋、军事上的失败，皇室的婚姻，宴会，磨难，以及接踵而至的毁灭。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两个国家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奇迹般的复兴呢？两国音乐家的创作使我们明了个中原因，在德国，音乐创作显示了正在默默积聚的信念和行为的价值；它涌现了海因里奇·许茨〔2〕这样纯朴而英勇的人物，在三十年的战争期间，在那些几乎摧毁了一个国家的最严重的灾难中，平静地走着他自己的路，高唱他坚定的信仰。他身边是J。C。巴赫和迈克尔·巴赫（伟大的J。S。巴赫的祖先），他们似乎默默预示着未来的那位天才。此外，还有帕赫贝尔，库瑙，布克斯特胡德，察豪和厄尔巴赫等——这些伟人终生隐居在外省小镇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知音，没有世俗的野心，作品也没有希望传给后世，只是在为自己和他们的上帝而歌唱，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哀愁中，缓慢而持久地积蓄着力量，以及健全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建造着德国美好的未来。同时，意大利经历着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音乐风潮，它汹涌澎湃，淹没了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表明十七世纪意大利的音乐天才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而在这场绚丽多彩的音乐创作大潮中，许多有思想的天才又继往开来，如曼图亚的蒙特威尔弟，罗马的卡里西米（Carissimi），以及那不勒斯的波洛范莎尔（Provenzale），都在意大利宫廷的轻浮和堕落中保持了灵魂的高尚和心地的纯净。

还有一个惊人的例子。世上几乎没有比古代社会末期——即古罗马帝国解体和蛮族大入侵时期——更可怕的时代了。但是，艺术的火焰在那堆灰烬和瓦砾堆下面继续燃烧。对音乐的热爱起到了和解高卢境内的罗马人和征服他们的蛮族入侵者的作用；因为衰退的罗马帝国那些可鄙的皇帝们和图卢兹的西哥特人〔3〕同样喜欢音乐会；罗马的豪宅和那些半原始的帐篷里同样回响着乐器的喧闹。克洛维〔4〕命人从君士坦丁堡召来音乐家。令人称奇的并不是艺术仍然受到喜爱，而是这一时代造就了一种新的艺术。从这场人类的大动乱中涌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它同歌舞升平的年代中最完整的创作一样完美无瑕。据吉瓦埃特说：“格利高里圣咏首次出现在公元四世纪的《阿利路亚》赞歌中——这是基督教在遭受两个半世纪的迫害后胜利的欢呼。”早期教会音乐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即540年至600年之间；也就是在哥特人和伦巴弟人〔5〕的入侵期间。“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不停的战争、屠杀、掠夺、瘟疫、饥荒和灾难，以至圣格利高里从中看到了世界衰亡的迹象和最后审判的预兆。”但是在这些圣咏中，一切都充满着和平的气息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从野蛮中产生了一种文雅的艺术，从中我们发现了田园般的简朴，希腊浅浮雕般的清晰、朴实的轮廓，充满着对大自然的热爱的自由体诗，以及性情的恬美。它们是“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动荡中的人们的心灵的真实写照”。格利高里圣咏也不是被幽禁的修士和修女们的艺术，而是盛行于整个古罗马世界的大众艺术。从罗马，它传入了英国、德国、以及法国；没有哪种艺术比它更能代表这个时期。在卡罗林金皇朝〔6〕的统治时期，这一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因为统治者们已被它深深吸引。查理曼和虔诚的路易整天聆听和吟唱这些圣咏，并为其魅力所倾倒。秃头查理〔7〕（CharlestheBald）尽管其帝国内外交困，却一直同人通信大谈音乐，并同九世纪的世界音乐中心、圣——高尔卢修道院的教士们合作谱曲。很少有哪个事件能比该艺术的丰收及社会动荡中音乐的空前繁荣更引人注目的了。

因此，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如果忽略这些时期的本质特点，又怎么能书写它们的历史呢？如果忽略它们真正的内在动力，又怎么能理解这些时期呢？天晓得这样的忽视会不会不仅曲解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甚至有可能曲解整个历史呢？天晓得“文艺复兴”和“颓废时代”这些概念是不是源于我们对事物的一个方面的狭隘理解而产生的呢？一种艺术会衰落，但是艺术本身会灭亡吗？难道艺术不是能够自我演变、适应环境的吗？显然，在一个饱经战争和革命的衰落的王国里，创造力想通过建筑艺术来表达自己会遇到种种困难；因为它需要金钱和新的构造，以及经济的繁荣和对未来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整个造型艺术，为了得到充分发展，都需要奢华和闲适，需要一个优雅的社会环境，以及文明中的某种平衡。但是，当物质条件比较艰苦，生活中满是痛苦、饥馑、忧虑，当向外发展的机会被扼制时，那么心灵只好被迫收敛自己，但它对快乐永恒的需要驱使它寻求其他宣泄方式。于是美的表现形式改变了，本质变得收敛，它从更亲切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和音乐中寻找庇护。它从未死去——对此我毫不怀疑。这种精神谈不上灭亡或是新生，因为它的光从未熄灭过；它的“死亡”只是为了在其他地方重燃生命的火花。因此，它从一种艺术演变为另一种艺术，如同从一个民族传给另一个民族那样。如果你只研究一种艺术，你会很自然地认为它的生命中曾有过中断，它的心跳曾有停顿。而反过来，如果你把所有艺术看成一个整体，你就会感觉到它恒久的生命在不息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