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坐灯下,朦朦胧胧,忽然有个念头闯入:
“有没有八大山人这个人?”
这个念头吓我一跳。
荷马被怀疑过,有没有荷马这个人?莎士比亚被怀疑过,有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李白尽管没有被怀疑到有没有李白这个人,但他的身世也够扑朔迷离。
那天在灯下瞎想一阵,就拿出八大山人画册来看。其中一些原作过去看过,我的经验是大师作品还是原作精彩,这句废话,为了引出下面一句话:平庸画家作品常常是印刷品比原作好。这就是我的经验了。大师作品中的伟大气息印刷品无法传递,平庸画家作品中的点滴小聪明印刷品倒极容易保留。我也没想过什么道理,只认为印刷技术的确为人类文化传播作出莫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掩盖它本质的贫乏。贫乏是平庸的基础。
八大山人的原作,明眸皓齿,元气淋漓。如果把中国水墨拟人化,我拟过多次,现在觉得“明眸皓齿”是较能传达出某些精神的,还不仅仅立足于明眸当然是黑的、皓齿当然是白的声色之上。
两厚本八大山人画册,收录绘画书法,有几百幅。到底有几百幅,我也从没点过。读八大山人画册,虽说读过数十回,但每次还是有所期待。
有的画家作品,比如董其昌吧,像与人闲聊,有一句没一句,身闲之极。读董其昌画册,我有时溜上几眼,只看个局部,就很满足。阅读是有多种状态的,这两种较为极端:一种“蜻蜓点水”;一种“痛打落水狗”。读董其昌是前一种,而读八大山人,还真有点“痛打落水狗”味道。这个比喻不太好,容易让对我文章只溜几眼的人发生误会,以为我说八大山人是条落水狗。尽管落水狗没有什么不好——狗一落水,十分苍凉,又遭到痛打,就更悲怆了,简直是命运戕害之象征。但我还是要换一个比喻:犹如在夏夜没有灯火的弄堂里听鬼故事。
八大山人动物,猫画得最好。好像在我们中国画分类里,鱼呀鸟呀,鸡呀鸭呀,都划到花鸟中去了。他画的鹰、鹿,都不怎么样。尤其是鹿。我想这是八大山人应酬之作。吕洞宾都要应酬,何况山人。人的一生总是有许多应酬的,应酬没什么不好,应酬之作中也有杰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就是应酬之作。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世俗的文学、世俗的艺术,一言以蔽之:为人情世故的文学艺术。用来应酬,当然方便。如果一位诗人或者画家说他平生没有应酬之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诗人或者画家光剩下世故。有人情的世故,是活人的世故;没有人情的世故,是僵尸的世故。如果一位诗人或者画家说他平生全是应酬之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诗人或者画家光剩下人情,这可能更可怕。我说八大山人的鹿是应酬之作,也是相对于他的其他作品而言。这几头鹿,让现在画家来画,别说“痛打”,就是打死也是画不出的,因为气息还是好。即使俗气,也分三六九等。
八大山人山水,其实是种氛围,有一只手把你往里拉,拉你进去了,他也就不管你了,你东张张西望望,有时会觉得差不多。氛围性的文学艺术作品通病就是——“有时会觉得差不多”。
我,最爱,八大山人花鸟,它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精神性作品,把你往里拉,又把你朝外推,拉拉推推,推推拉拉,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他元气淋漓,我们大汗淋漓,淋漓尽致之后,上下通坦,左右通明。历来如此,氛围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很多,精神性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很少。
这两厚本八大山人画册中,在我看来也有赝品,但问题不大,因为我想说赝品中也有杰作。举个诗歌例子,“红豆生南国”和“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两首诗,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王维和杜牧作品,但你硬要说它不是,不就有点煞风景吗?大师开了风气,在这种风气内的文学艺术作品,即使全算在大师名下,我看也是无妨。大师就像座作坊,学徒们玩得开心。
艺术家被人作伪,在中国,大抵可以说这位艺术家成功了。艺术家要达到这一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让人怀疑,真有这一位艺术家吗?比如荷马,比如莎士比亚。他们超凡脱俗,以至超出我们想象。
灯下瞎想着有没有八大山人的时候,是有趣的,一旦写下,觉得原来落到这个套路:
这位婆娘不是人,原来仙女下凡尘;儿孙个个皆为贼,偷得蟠桃奉至亲。
也就无趣。
但我还想说的是——没有八大山人这个人,只有八大山人这尊神。八大山人是水墨之神。
画册里还夹了一张纸条,忘记何时随笔,摘抄如下,以为纪念:
凡艺术往往能新不能旧,能旧不能新,而八大山人既新还旧,既旧还新。
读八大山人绘画:月黑风高,院门紧闭,忽然有个白影从书斋窗口飘过,胆小的吃了一惊,胆大的就跟了过去。
看来我在前面说“犹如在夏夜没有灯火的弄堂里听鬼故事”,不是即兴,是我早有想法。神有时候会装出个鬼样逗我们玩,否则也就没有我们的疑神疑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