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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5）

大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领域，虽然非营利性大学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但营利性大学已经迅速发展。这表明营利性大学正在适应一种需求，而传统大学没有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当然，这类大学的谎言和骗术应该受到民事诉讼的抨击，但是政府政策和其他精心策划的打击行动不应该成为非营利性大学击败新的强大竞争对手的手段。

贝克尔

评论

我同意贝克尔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但是，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即思考一下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由公立大学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占主导（而在国外，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由政府掌控），以及这表明了营利性大学快速发展的原因。

非营利性企业有两个特点：（1）享受免税待遇；（2）在一个非分配约束下运行——即超过成本的额外收入不能作为利润分配给企业“所有者”。这两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为了享受慷慨的免税待遇，一个机构不应该只制定有利可图的目标（比如推动教育、健康、宗教、艺术等发展），而是应该将其所有资源（包括资助收入）用于慈善目的。

非分配约束的确是强制性的，因为它意味着非营利性企业在股票市场无法筹集资金。只有当非营利性机构能够吸引捐助者投资时，它才能够与营利性对手进行竞争。一般说来，这要求该非营利性大学拥有许多富裕的校友，因为他们是大学主要的捐助者（部分原因是出于感激之情，部分是出于利己主义，即他们能够从杰出的大学中获得声望，且他们希望帮助该大学保持其杰出性）。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为了吸引来自富有家庭的孩子和收入前景可观的孩子，学校不得不提供富有吸引力的课程、良好的住宿条件和运动设施，还有杰出的师资力量，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这对于非营利性大学来说，除非已经有了富有的校友，否则它很难筹集到这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非常成功的非营利性大学的历史都非常悠久。它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来“培养”可以慷慨解囊的校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布兰迪斯大学是少数几个历史并不久远的著名私立大学之一——它在建立捐赠基金问题上面临重重困难（虽然部分原因是其他著名大学的犹太配额被取消——那些配额是创建布兰迪斯大学的主要因素之一）。

于是，这就形成了非营利性大学学费越来越昂贵的趋势。家境不富裕、收入前景不乐观的孩子想要进入那些大学就会受到“捐赠录取”制度的诸多限制。捐赠录取是优秀的非营利性大学资金筹集策略中的重要部分。

公立大学通过学费补贴来填补差额；联邦政府贷款和州政府贷款项目可以补贴大学学费。但是公立大学的学费一直在上涨，同时这些大学通过变成半私有化，试图寻求更富有的学生——有时富裕学生的比例甚至超过一半；例如，密歇根大学虽然是州立学校，但如今其收入只有约10％是来自州政府。

因此，贝克尔的文章中谈到的营利性大学的繁荣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即在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中，由于某种原因没有高收入前景的学生越来越少，而高收入前景能够使得学生们对学校来说更有吸引力，也使那些学生有能力支付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学费。如果不能依靠这些校友的未来捐赠，这些学校的办学资金就必须来自于利己主义的捐赠，例如为了谋利的投资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用了营利性办学模式。在最近几年，面向低端市场的非营利性大学也已经出现，但是它们在与营利性大学竞争的时候就会处于劣势，因为它们没有校友基金，从而很难筹集到资金。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6）

新开办的营利性大学更有可能出现欺诈和其他不法行为吗？我认为是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相对于已经设立的教育机构来说，新设机构的消费者（学生和其家人）没有那么深谙世故。其次，已设立大学拥有比新办学校更多至关重要的“信誉资本”。因此对它们来说，欺诈或其他误导性行为的成本要大得多，所以它们也会尽最大努力防止其发生。这与“贪婪”程度没有什么关系，而仅仅与实施不当行为的代价有关。对于非营利性大学和公立大学来说，实施不当行为的代价更大，因为它们要考虑到自己的顾客和声誉。然而，信誉资本对非营利性大学来说，就如其对凤凰城大学之类的已建营利性大学一样重要。但是，营利性大学数量的猛增意味着这类大学大多是新开办的，这也意味着，就如纽约官方所言，欺诈行为毫无疑问将会增加。

不过即使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关闭营利性大学的理由，因为营利性大学满足了非营利性大学所忽视的需求。就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而言，营利性大学所作出的贡献不应该被轻视。

波斯纳

各类排名的可信度与价值

毫无疑问，选择目标大学、专业或者研究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各个大学的名气、课程、设施、师资、便利设施、所在地和学费存在较大差别。对学生来说，这些差别最后都可能转化成就读某所学校为自身增加价值的差别。某所学校是否具备优等设施和令人满意的地理位置是很容易判断的，但是就读这所学校对于学生人力资本有何种提升却难以分辨，而这是教育的主要成果。结果是，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一种“信用”产品。信用产品从广义上讲，是指产品价值无法在购买之前通过检验或者其他可信的方式进行判别，消费者从而不得不无条件地相信生产者。

有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多数大学（为了简化起见，我通常用“大学”来表示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是非营利性的，人们相信它们的市场营销是诚实无欺的，但是这个想法太天真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们的市场营销与商业性卖家相比更加无所顾忌，因为它们的虚假宣传不易受到法律的制裁（要证明某人的大学经历“毫无用处”，比证明某人购买的照相机有问题困难得多），此外，大学的教师和管理者会轻易地屈从于道德优越性和智力优越性的假象。值得注意的是，靠名誉来使大学不再夸张地保证其“附加价值”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使终其一生，毕业生也难以分辨他们的技能有多少来自于大学所学。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依赖市场调控。特别是主要依存于校友捐赠的大学比不依存于校友捐赠的大学更有可能不去作出夸张的保证，学生们毕业后才会认清那种保证的本质。

信用商品与不可靠的商家相配合（即法律因素和名誉因素无法阻止其进行欺骗性商业行为的商家）就催生了第三方评价的需要，如《消费者报告》所言。针对高等教育而言，高校指导顾问（还有职业学校，以及研究所的大学教授和指导顾问）向公众提供传统的评价，而1983年以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出版的大学排名则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些排名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经济学问题：排名对信息成本产生的总体影响，尤其是关于高等教育；大学自身对排名的操纵；排名对教育的影响；为什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虽然受到来自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的激烈抨击，却仍然屹立不倒。（但是，也存在一些竞争性的排名系统，尤其是针对商学院。）。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7）

信息量和我称为的信息成本之间存在一个博弈。排名将信息成本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为其用户提供了评价，排名使得用户看一眼便对所有选项一目了然（在这里，选项是指可供选择的学校）。但是，一个排名包含的信息量通常很小，因为该排名无法揭示出各个级别的价值差距有多大。学生们不再崇尚精英大学的原因是，由于大学申请者众多，精英式的入学标准造成了学生素质大同小异。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综合素质差距，或者前10名和倒数10名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但是第100名和第200名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很小，这至少和排名顺序大不相同造成的表象有关。

大学排名的信息量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信息量一样，相对较小，因为这些是混合排名。也就是说，按不同的属性排名，然后，综合各属性排名（通常要经过权衡）之后形成一个最终的排名。一般情况下，该权衡（即使每个次级排名受到的重视程度相同）是随心所欲的，这使得最终排名也是随心所欲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出了15种独立的大学品质影响因素，从而形成大学的综合排名。

再者，以某种属性为标准的排名是可以被学校操纵的。一个常见的属性就是录取比例。该比例的两个要素都是可以被操纵的——申请者的数量可以被操控，即通过在录取条件中加入随机因素，所以那些无法达到常规录取标准的学生仍然可以有机会被录取，这会鼓励那些学生申请该大学；还有录取的人数也可以被操控，即拒绝可以被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并愿意去）的优等考生。

大学排名对教育界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是我认为该影响是负面的。就排名通常的信息局限性以及（尤其是）综合排名而言，最主要的信息仅仅是大学的级别，但是这对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事实的确如此。考虑到评价大学的高成本，雇主甚至还有职业学校和研究所的招生委员会很可能非常看重学校的排名，而这将促使申请者去申请他们有机会被录取的（如果他们负担得起）排名最高的学校。这将提高学校的排名，因为所录取学生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SAT）和其他测验成绩在一个大学排名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加优秀的申请者，之后将导致该学校的排名大幅度上升。结果是学校会吸引一个素质与该学校课程质量不相称的学生，得到一个与其课程质量不相称的排名。最终，如果排名仅仅是基于大学教学质量的情况，那么大学的附加价值会小很多，因此，学生付出的学费得到的回报比他们把学费用在其他地方得到的回报少。然而，这个结论必须在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得到证实：优等学生聚集在众多排名较高的学校里，而不论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这些学校通过使其学生接触其他聪明学生，让学生们处于颇具价值的未来领导者社会关系网中，这样有助于形成学生的人力资本。这样做既对社会意义重大，又对学生有好处。

最后一个问题是，考虑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并不完美，为什么刊登大学排名使得该杂志的销量大增？而且，至少在大学排名和法学院排名（后者的影响力相当大）上，该杂志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我猜是因为其他商业性大学排名系统的市场太小，因为一个新排名系统的出版商无法使人们相信该新系统比以前的要好；而且它也无法做到，因为一个排名系统的质量比大学的教育质量更难以评价。因此，大学申请者和他们的父母就不太愿意理会第二个系统。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8）

波斯纳

评论

在过去20年中，教学课程、医药、医生、汽车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排名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学生、病人和其他消费者难以获取所接受的各种服务的足量信息，比如其他学生和老师的素质、班级规模、毕业生的收入或者医院的病患死亡率，所以各种各样的排名就形成了一个健全的市场。我认为以总体来说，尽管要获得可信的排名并不容易，不过排名却能够传递出关于质量的有用信息。

或许排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大学“说了算”。因此正如波斯纳所说，如果在排名中考虑了录取比例，学校就会接收素质较差的报名者。如果医院按照病患死亡率进行不完全排名，那么医院就会倾向于拒绝接受重症患者。然而，学校和其他组织不仅通过修改评价标准来操纵其排名，而且通过提升其自身品质来影响排名。这样看来，一些在便利设施和为学生提供的其他服务方面排名靠后的商学院和大学就通过改进硬件设施、减小班级规模、完善网络建设来影响排名。

总的说来，判断评价方式对消费者具有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的关键就在于，优质的信息是否超过了误导性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博弈”。

消费者面临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大学、商学院和医院提供的是信用产品，还因为在这些领域中重复交易很少甚至没有，因为学生不可能去同一所学校就读两次，很少有病人在同一家医院反复住院。即使如此，大学申请者（和或他们的父母），或者选择医院的病人会很容易地发觉这些机构有操纵的动机。这减少了他们从排名中获得的可信的信息量，但这通常并没有使得那些信息变得一文不值。

任何认为排名使得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变得更加糟糕的结论，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没有排名的情况下，要合理选择教学课程和医疗帮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没有充分考虑到，在学校排名和医疗保健排名中，要找到不同的标准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更准确的结论应该是，人们对排名具有浓厚的兴趣，还有提供学校、医院、医生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排名的杂志、报纸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迅猛增长，都强有力地表明，消费者相信他们从排名中获得了有用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量的多少，因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同而不同。

那些提供排名的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通过强调不同的标准展开竞争。例如，一些提供MBA课程排名的报纸和杂志强调不同的评价标准，比如招生人数、毕业生收入、与入学前相比毕业生收入的增加、所提供的便利设施、教职工的研究能力、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度等。排序者通过采取不同标准和重点进行竞争，这表明各个学校的申请者中非常多的人意识到了排名是怎样产生的。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有办法改进排名产生的方式，以使其不易被参与排名的学校所操纵。马克·麦克莱伦和道格拉斯·斯泰格在2000年发表于《健康经济学和政策论坛》的文章，题为“医疗保健供应商的品质比较”，还有他们的其他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麦克莱伦和斯泰格于2000年发表在《医疗行业的变迁》（戴维·卡特勒任编辑）上的文章，题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的医疗质量比较”。例如，通过与入学前相比，毕业生收入的增加（而不是通过毕业生收入）可以比较各种MBA课程的教学质量。以收入的增加作为评价标准，将有助于控制一个课程的学员素质（《金融时报》上的MBA课程排名就是以这种附加价值作为评价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评判学生们实际上从MBA课程或者大学中获得了哪些收益，我们不应该仅仅采访现在的学生，还应该采访采访3年前、5年前，甚至10年前毕业的学生。工作或者进修几年之后，学生们就会考虑到长远利益，而试图通过表面性的便利设施来影响学生的评价就不再起作用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学术与商业（9）

消费者对于排名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他们认为学校及其课程、医疗保险和汽车的排名是有价值的。这些排名可以改进，事实上也正在改进，而排名通过了市场的考验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