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2)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到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3)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骄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廿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