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3部分（第1页）

与她那时生活中的混乱相反，我的生命是一帆风顺，有美好稳定的婚姻、两个小孩，及蒸蒸日上的事业。

从一开始，我的生命好像就在直线上前进。我在一个呵护备至的家庭中长大，学业的成就不太费力就得来，在大二那年我即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

我在一九六六年毕业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进耶鲁大学医学院，七O年拿到医学博士。在纽约大学贝列弗医学中心实习后，转到耶鲁完成精神治疗的住院实习。结束后，我受聘到匹兹堡大学教书。两年后，我转到迈阿密大学，领导精神药物部门。在那段期间，我在生物心理治疗领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大学教了四年后，我升为心理治疗的副教授，并被派为迈阿密一家教学医院的心理治疗科主任，在那时，我已发表了三十七篇有关心理、精神领域的科学性文章。

多年有纪律的研究已把我的心智训练成科学家的医生的思考方式，把我往专业的保守主义窄路上推我不想念任何不能以传统科学方法证明的事物。我知道全国各主要大学都有灵学的研究在进行，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些对我都太遥不可及。

然后我遇到了凯瑟琳。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做传统心理治疗，想克服她的症状。当一无所获时，我尝试用催眠法。在一连串的催眠治疗状态下，凯瑟琳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她同时也能做管理，传达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透过她，我知道了许多生与死的秘密。在短短几个月内，她的症状消息了，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平静。

我的背景中，对这种情况简直一无所知。当讯息一点点地揭露出来，我感到全然讶异。

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它不是人类心智可以了解的，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想像的范围。也许，在催眠下，凯瑟琳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无意识储存的前世回忆；也许，她能捕捉容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它是我们周围的能量来源，包含了人类全体的记忆。

科学家开始找寻这些答案。我们做为社会的一份子，在这些研究中都可大大受益，它将解开我们心智、灵魂、死亡延续的生命种种迷团，及前世经验对我们今生行为的影响。显然的，歧见很多，尤其是在神学、誓学、心理治疗和医药的领域。

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萌芽，步调很慢，又不断遭遇科学界及外界的阻力（冲突）。

从历史看来，人类总是不情愿接受新观念。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时，当代的天文学家完全不接受，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因为这抵触了他们原先的信念。现在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也是同样情形，对前世回忆和肉体死亡后的自下而上即使已累积了相当的证据，也不愿检视评估。他们的眼睛仍紧紧闭上。

这本书是我对进行中的灵学研究的小小贡献，尤其是探讨死后经验的支派。你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什么也没有添加，除了不断重复的地方外，也什么都没有删。只稍微更动了凯瑟琳的身份，以保隐私。

我花了四年来写这本书，花了四年才鼓足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

某晚我在洗澡时，突然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时候到了，我不该再隐藏这些东西。我所得到的肇本意就是要与人分享，而不是据为已有。从凯瑟琳而来的知识现在该藉由我传出去，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了解我所知道的不朽和生命的真义。

我从浴室冲出来，到书桌前坐定，望着那一叠凯瑟琳催眠的带子。在清晨的曙光中，我想起在我少年时去世的匈牙利祖父，每当我告诉他不敢冒险时，他总会慈蔼地重复那句他最喜欢的英文口头语：管他去吧。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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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动人的深红色洋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二十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精神科医师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兼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沈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及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州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比她大三岁，擅长运动，在家中得享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凯瑟琳明显地变得焦虑紧张，她说得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放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忧，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个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恶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着她，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和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度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对她的吞咽也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根有所助益，凯瑟琳和其他类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的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意图去回想，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断。五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凯瑟琳十一岁时，她母亲变得很沮丧，突然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母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找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