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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部分（第1页）

“难道天地之大，竟无我李某人立足之地吗？”

“德公去桂林怎么样？”黄绍竑问道。

“啊？”李宗仁不置可否地望着黄绍竑。

“这也就象竞选副总统时那样，叫做出其不意，以退为进。”黄绍竑说道，“德公在南京虽不能签署和议，但到桂林去尚为时不晚。两广、川、云、贵整个大西南还完整，如此时与共方签署《国内和平协定》，仍大有可为，而且在桂林，也可摆脱老蒋的掣肘，这是最后一步棋了！”

“嗯。”李宗仁不露声色地答了一声，没有说可以采纳，也不表示反对，也许，此时他的内心正象一团乱麻似的，还理不出个头绪来。

“如和议不成，德公不能在中国立足时，可远走海外，漂泊他乡，但切不可到台湾与老蒋为伍，这点，也请德公提醒健生为要！”黄绍竑慨叹道，“这也是我给德公的最后一次谋划啦，望你多加保重，一切好自为之！”

黄绍竑说完慢慢地站了起来，向李宗仁鞠了深深一躬，既表示感谢李宗仁对他深厚的情怀，又表示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关系从此诀别：

“德公，我——告辞了！”

“慢！”李宗仁霍然而起，用手重重地敲击着桌子，唤了一声：“来人呐！”

黄绍竑一怔，意外地站住了。小客厅的门马上被推开，进来一位侍从副官。李宗仁命令道：

“你马上给我把刘参军长请来！”

“是。”副官马上退了出去。

李宗仁点上一支烟，在室内缓缓地踱着，再也没跟黄绍竑说话。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的背影―那有些微驼的背脊，充分地显示出，它超负荷地挑着一副力所不及的重担。李宗仁踱了过来，只是低头沉思，也不看站在一旁有些发愣的黄绍竑。“难道他真的要扣留我？”黄绍竑摇摇头——李宗仁不是蒋介石那种睚眦必报的人：“难道他要我陪同他直飞桂林，最后签署和议？”黄绍竑看了看李宗仁的神态，除了一脸徬徨之色，再无别的表情——黄绍竑对于下定决心的李宗仁是什么样的表情熟悉得很！“他留住我干什么呢？”黄绍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奉命来到。

“今天有去香港的飞机吗？”李宗仁问道。

“有两趟便机。一是由京经沪飞港的班机，一是吴秘书长直飞广州的专机。”刘士毅答道。

“季宽，班机到上海要停一夜，那里特务太多，嫂夫人已去香港了，我看你不必在上海停留，还是搭吴铁城的专机直飞广州，当夜搭船赴港为好。”李宗仁说道。

“对！”黄绍竑激动地点着头，他对李宗仁在此时还能为他周密考虑安排退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你马上给季宽先生准备一笔款子。”李宗仁命令刘士毅。

“是。”刘士毅立即出去取钱去了。

“德公！”黄绍竑一下紧紧地握住李宗仁的双手，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一下来。瞬间，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幕幕使他终生难忘的情景：民国十一年，他带着几百疲惫不堪的残兵在粤桂边境流窜时，他的胞兄黄天泽带着李宗仁的信在廉江城外等候他，夏威受李宗仁之托，带着军饷在陆川县车田等候他；民国十二年，他为了袭取梧州，背着李宗仁把李部的主力部队俞作柏、伍廷飏拉走时，李宗仁不但没有报复他，还及时给他调来了钟祖培部作援兵；民国十九年，他因动作迟缓，遭致进军武汉欲与冯、阎会师中原的桂、张军在衡阳惨败。回桂后，白崇禧、张发奎要清算他，李宗仁挡住了白、张气势汹汹的发难。后来，黄绍竑要投蒋，李宗仁并不为难他，只是说：“来去自由，随时可以回来做我的副手。”李宗仁给他送了一笔钱，派人把他送到龙州，经越南，再送到香港。现在，到了国破之时，李宗仁困苦万状之际，仍不忘无微不至地关照他。黄绍竑怎么不激动得泪如泉涌呢？如果历史按照另一种写法，李宗仁在两广和大西南最后站稳了脚跟，黄绍竑可能会第三次回到李宗仁麾下。然而，历史是不带感情的法官，它按照自己的严峻规律，神圣地迈出了众所周知的那一大步。这样，就不是黄绍竑再回到李宗仁麾下，而是在十六年之后，李宗仁从海外风尘仆仆地回归祖国——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在北京首都机场走下飞机，黄绍竑感慨万端地迎上前去，与李宗仁紧紧握手——他们终于最后欢聚在一起，这是后话。

第八十二回　你争我夺　蒋李白杭州摊牌　满目凄凉　李宗仁逃离南京

“大使先生，也许，这是我在南京最后一次向您请求：请你教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便让我的政府能够维持下去。”李宗仁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永远脸带微笑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援。

因时局紧张，李代总统夫人郭德洁已飞往桂林，今天这个只有李宗仁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席的茶会，显得相当冷落、尴尬和毫无生气。没有香气四溢的西山茶，也没有驰名中外的桂林马蹄和融安金橘。两张小小的茶桌上，摆着几样西式点心和两只精致的白瓷茶壶。室内的气氛相当沉重暗淡。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如故，但他的内心却又是一番情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用手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又拿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对他的门徒说的话，也就是那著名的《最后晚餐》的一幕！

现在，司徒雷登这位上帝的使者，正与中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六十九号，共进历史上的“最后晚餐”。

“代总统先生，”司徒雷登措词谨慎地说道，“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要知道，我们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其效果如何，我想代总统先生恐怕会比我更清楚！”

“美国政府如能提供十亿美援，我向你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这些钱！”李宗仁自上台以来，尚未拿到美国政府一分钱，他对此既不甘心又不满意。

“代总统先生，即使美国政府借钱给中国，这些钱，恐怕还未到您手上，就早已被装进了蒋先生在台湾的钱柜啦！”司徒雷登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根本没有改变，目下美国国会很难通过议案拨付任何对华贷款。”

李宗仁急了，他象一家行将倒闭的大公司的代理人，原来的“老板”在背后不断拆台，而富有的银行家又拒绝兑现原先那美好的诺言，一分钱贷款也不拨给他，硬是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偌大的公司倒闭，最后被人接收。他本来幽居北平，郁郁不得志，是司徒雷登一席话，撩拨了他竞选副总统的政治欲望。在竞选中，或在逼蒋下台的较量中，司徒雷登确实发挥了他的“上帝使者”的有力作用，他不但使李宗仁在竞选中以劣势获胜，而且还使他在名义上取代了蒋介石。这一次，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仅凭黄绍竑、白崇禧那两颗聪明的脑袋，凭李品仙、黄旭初从安徽、广西送去那一百多根大金条，凭李宗仁礼贤下士的开明作风和郭德洁善于交际活动的才能，都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今，美国人不但对蒋介石失望，而且他们对原来认为可能成为中国有效力之领袖的李宗仁所抱的幻想，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崩溃，而日趋破灭了。“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廊下躺着一些病人，有瞎眼的，瘸脚的，血气枯干的……其中有一个人，病得最重，足足病了三十八年。”司徒雷登诵起这段《圣经》，简直不寒而栗，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全是躺在“廊下”的病人，他们不是“瞎眼”，便是“瘸腿”，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救治。那位“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不就是中国国民党么？今年正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呀！哎呀，我的上帝！“司徒雷登绝望地祷告着，无论是他心目中的”主“，或是他自己，已绝无回天之力了！

“大使先生，请允许我不客气地提醒您，”李宗仁用他的手指敲击着茶桌边，“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将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

司徒大使对代总统耸人听闻的提醒，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他那宽宽的前额上和高高的鼻梁下，还是挂着那无法抹掉的动人的微笑，他饮了一口茶，用相当微妙的口吻说道：

“代总统先生，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感到惶惑不解：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到底是在援助国民党，还是在援助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