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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于是,曾经在创业初期放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的不悔誓言的史玉柱并没有照他自己所说的,真的去跳海自寻短见。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着疯狂赌性的史玉柱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以下便是史玉柱的一位故友对当时的回忆:

他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样清瘦,穿的还是那种蓝色的巨人制服并扎着公司标识的巨人领带,说话的频率还是那样急促,他紧握着我的手,拉着我就往里面走。

史玉柱没有家,他永远都住在公司里,他的大套间最外一间是公司的小会议室,里面一间小的是他的卧室。

我们就在会议室相对而坐。他笑着,问候我,我笑着,问候他。史总憔悴了,看得出精神状态很不好,这一年的风风雨雨是怎么过的,可以推理不可以想象。史总,你应该调整一下自己,事到如今,急也没有用,但身体是本钱,我心里这么想,但是话却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好。我首先就我的辞职向史总致歉,请求史总谅解,史玉柱不接我的话题,看来他确实没有计较我,他一句意味深长的“都像你这么光明正大地走就好了”,引出了他的话题。

他的话题是讲人,是讲与人相关的人世沧桑。

为了缓和气氛,以及宽慰史总的内心压力,我讲了个故事给他听,这故事的题目叫“光头理论”。

我说,“史总你看我头上的头发是多了还是少了?”我的头发是多是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说十年前我就开始脱发,每天早晨都见枕上一片,我每天都是一根根数着捡起来,很寒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求一些药物——涂抹的和食用的,力图制止脱发。但我的头发还是一如既往地循序渐进地脱落,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久不见面的人说,哇!你今年才三十几呀,怎么头都‘开了顶’的时候,我开始正视我的现实,我特意用照相机自上而下俯拍我的头,留下这些照片后,我停止了我的救援行动,一切随其自然吧。又这么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却一直认为我的头发还是那么多,总有一束“基本法”遮挡我的光芒,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的,我也再没有“对不起观众”的心理压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设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头发一夜间长出来了,或者我弄了一套假发戴上了,那一定会使一大批人不认识我了。

我的故事使史总一下子听懂了,他笑了,笑了很长时间。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知他是否可减轻债务问题对他的压力。我们接着谈,气氛缓和了很多。

史玉柱告诉我,巨人危机爆发后,大部分人(包括部分记者)再也没有怒气冲天或者颐指气使地谈巨人的事情了。法院的人经常来,但没有一家法院能够真正查封巨人的资产——这栋大楼和那个工地,查封了也没法拍卖,因为巨人的资产比较大,成整体,巨人的债务大都是散成几万几十万的小债务,这债务清偿实在没法操作。史玉柱告诉我,对巨人大厦市里面正在联络一些公司接受,如果能盖起来,就把楼花转过去,巨人多投的几千万,也就搭进去吧,这玩意咱不玩了。

史玉柱真的想开了,我也感到轻松了。

史玉柱对巨人集团轰然倒下的日子,经历颇多,感慨良深,正因如此,他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

这几年里,我三次去见马克思,但又都回来了。一次是在1997年8月,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到了海拔6000米高度,筋疲力尽的我氧气袋吸空了,但还是让我逃出了死神的魔爪;另一次也是在1997年,在西藏,开车时,遇到公路塌方,车头都埋入了石堆,就差几秒钟就完了;第二次是在1999年9月,在安徽黄山附近,我开着丰田吉普,车上有上海绿谷老总吕松涛,车子以120公里的时速前进时,摔入了一个7米的山谷,但是,我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不过,在脸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从此,我再不戴玻璃镜片的眼镜了,改用树脂片。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是1998年上半年,即脑白金上马前后,那时我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有一天,为了到无锡去办事,我只能找到副总借,他个人借了我一张飞机票的钱,1000元,飞到上海,当天赶到无锡,住到30元一晚的招待所时,女服务员认出了我,但她并没有讥笑,相反还送了我一盆水果。那段日子,我真的是一贫如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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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视失败:史玉柱惜别伤痛,重新上路(2)

最难忘的一刻是1997年1月,“巨人倒下”的事将出未出的时候,那时,我们珠海巨人集团在黄山北大门的太平镇上开业务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突然,珠海传真来了,传真稿上《深圳××导报》头版刊发的《“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的标题赫然醒目。这时,我捧着传真,足足沉默了半个小时。我感到,天要塌下来了。事实上,这是“巨人危机”爆发的起点,在这以后的一个月中,铺天盖地的新闻围剿开始了,国内外骂巨人的文章有好几百篇,香港媒体还专门开出了“巨人”专版,连美国、日本、澳洲、新加坡报纸都有。

2.忠心耿耿:四个火枪手

都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城邦无近邻”。一朝落马的史玉柱带着负债2亿多元的疲惫身躯被迫离开珠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巨人员工都如鸟兽般一哄而散。然而,此时的史玉柱并没有想过解散巨人,他告诉自己:他要东山再起,他仍旧要做那个当年无限风光的史玉柱。

不过,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在史玉柱最为落魄之时,在他身边,仍有“四个火枪手”一直追随着:他们是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像这样,跟着史玉柱的还有近20人,他们是:吴刚、贾明星、薛升东、王月红、蒋衍文、张连龙、黄建伟、陈凯、杨波、陈焕然、方立勇、李燃、陆永华、龙方明等等。在读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但愿所有人都能怀着敬意,因为在我们这个追求利益至上的时代里,有这么一帮人相助,实在是太难得了。有了这帮人,史玉柱即便没有脑白金,也还会有别的机会。

陈国和史玉柱在大学便十分要好,是史玉柱当年读大学时“睡在下铺的兄弟”,志趣相投的两人尽管随着毕业典礼的到来而各奔东西,但命运的独独安排却让两人在1993年的一次偶然相遇中结成事业伙伴。

1993年,陈国千里迢迢投奔史玉柱,从最早的办事员做起,后来成为了上海健特公司的总经理。在巨人危难之时,陈国担负起了看护巨人烂摊子的重任,留守“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史玉柱实行战略转移,发展新事业。陈国对巨人其中的凄苦无疑是体会最深的。在性格上,陈国的沉稳踏实给了史玉柱许多的补充。这也是为何史玉柱安排陈国独守巨人大厦的原因。

陈国现在回忆当年孤守空旷的巨人大厦,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慨,“当时非常无奈,都知道我们没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钱。”

而最令陈国感到为难的并不是独守大楼的寂寞,而是那些气势汹汹上门讨要钱款的债主们。在那段日子里,陈国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全面统计售出去的楼花,并以存档处理。这些资料在后来便成了史玉柱还钱的重要依据。

费拥军则是在巨人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忠实老臣”。早年的费拥军只是巨人天津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由于工作勤奋努力,被一再地提升,相继担任过巨人天津公司的副总,新疆分公司的总裁,之后调回珠海总部,在上海健特成立之后出任副总经理。

刘伟作为最早加入巨人的员工之一,曾为巨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伟也是坚决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早在当年史玉柱开发汉卡之时,刘伟就已是史玉柱的得力助手。她在之后也出任了上海健特公司的副总经理一职。刘伟从来都不曾忘记巨人,不曾忘记那个撒下无数青春汗水的梦想之地。

“我刚进巨人的时候,工资是450元,当时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无怨无悔地努力,经常加班,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加班费,如此努力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怎么都不会甘心。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待遇和房子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思维是,我们不会去买房子,我们巨人要建一座大厦,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好大好大的房子。”也许正是怀有这样的梦想,刘伟希望能一直留在史玉柱身边,看着他们的巨人大厦再次直冲云霄。

20岁大学毕业即加入巨人的程晨更是对巨人有着很深的感情。“当时我们班的12个女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也非常希望加入到巨人集团来工作。”大学毕业的程晨怀揣着年轻的心跳,“当时我别着巨人的徽章到外地办事,人们总是争着和我握手”。程晨也和所有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激情澎湃,热情似火。

这些人大都具有成功企业经营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品质:谦和。而他们的锋芒都藏在平淡的举止里面。

在离开巨人之后,费拥军是一直跟着史玉柱的巨人骨干,那段时间跟着史玉柱拼了命地打拼使得他比同龄人显得苍老许多。在巨人“落难”后的两年时间里费拥军居无定所,四处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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