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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1）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

1953年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注］。3月7日，人民日报一版整版加黑框，刊登斯大林巨幅照片和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告苏*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公告；在二版发表社论《痛悼我们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社论说：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逝世，是*、恩格斯、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无可补偿的沉重损失。3月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时代”。文章指出，斯大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列宁主义理论，把*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文章说，斯大林的一切著作都是*主义的不朽文献，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的伟大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文章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关于这篇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65页）［笔者按：当然，我们也不能从毛泽东讲了这番话就认为《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并不代表他对斯大林生平所作的非常高的评价。］＇注＇斯大林逝世公告称他的党内职务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而不称总书记，这是有来由的。1922年4月3日，列宁生病期间，联共中央全会选举中央机构时，决定设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兼政治局委员，全会又任命他为总书记。1923年1月4日，列宁最后一次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指总书记）上调开”。1924年5月23日，联共中央于列宁逝世后召开十三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并由各代表团分别进行了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种说法是，从列宁口授那封信到十三大召开这段期间，党内和中央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两个中心，一些人团结在托洛茨基周围，一些人团结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周围，十三大开会期间，多数同志考虑当时来自托洛茨基的危险比来自列宁对斯大林警告的那种危险更严重），大会再次选举斯大林为联共中央总书记。从1925年12月召开十四大到1927年12月召开十五大，斯大林在同托—季联盟的斗争中取胜，继续当选为总书记。30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基本形成，他开始随意破坏党内生活准则。1934年1月至2月召开十七大期间，有一些代表曾醖酿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但他们并未向大会正式提出讨论。另有一种说法，可能由于斯大林得知代表们的这种情绪，2月10日的中央全会作出一个特别的决定，不再选举总书记。此后，经十八大、十九大直到斯大林逝世，他始终不是以总书记的名义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一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很少提到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看来，为此缘故，这次斯大林逝世公告对他的党内职务用了一个“中央书记”的称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2）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1953年3月9日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有三个人讲话：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当时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为第一把手。3月14日，马林科夫辞去中央书记职务，由赫鲁晓夫等五人组成书记处。6月26日，处决贝利亚。9月13日，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1958年3月，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成为苏联第一号人物。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三年零三十三天的、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卷入国家及军队最多的、战斗最激烈的这场国际战争，终于停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为了稳住局势，急于实现朝鲜停战。他们在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即向我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要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这个建议与当时朝中方面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相当距离，也同斯大林在世时的意见有差别。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方针，是一个大转弯，需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才能答复。周总理回国后，朝中方面经过反复考虑，从顾全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导致了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第31…32页）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的社论，指出“朝中人民伟大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和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这个胜利，证明了亚洲觉醒了的人民英勇地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是不可战胜的；证明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是不可侵犯的；证明了世界和平*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宣布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还中国，

并增加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项目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上台后首次访华。10月12日发表中苏关于苏军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和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联合公报，同时签订了苏联给中国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苏联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与扩大原有协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援助项目共为156个。这些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的骨干。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指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会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55年5月27日至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和布莱厄尼岛举行会谈，签署了苏南两国政府宣言，又称贝尔格莱德宣言。人民日报于6月4日在一版刊登了这个宣言的全文。

贝尔格莱德宣言指出，两国政府本着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的目的，确定了下列一些原则“两国在彼此关系中以及在同其他国家关系中都应尊重他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并互不以任何（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思想体系上的）理由干涉内政，因为发展的具体形式的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发展双边的和国际的经济合作，消除经济关系中一切妨碍商品交换和阻滞世界和各国经济范围以内的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终止散布不信任和在任何方面有碍造成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和各国和平共处气氛的任何形式的宣传、错误报道以及其他行动”；“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对其他国家建立政治和经济控制的企图”；“认为军事集团的政策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破坏各国人民间的信任和加深战争威胁”。

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3）

6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苏南“双方已经表示它们愿意坚决抛弃旧嫌并消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障碍”。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的社论，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体现了苏南两国兄弟般的人民要求加强相互之间的全面合作的真诚愿望，对创造国际信任空气、加强世界和平是一个重大贡献；苏南关系完全正常化对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会谈中讲“中国人是黄祸”

赫晓鲁夫上台之初，由于党内竞争对手很多，他的地位不稳，需要中国支持。他对中国做了一些好事，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并增加了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援助。*中央对苏共新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并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一再表示感谢。但是，赫鲁晓夫私下却表露出他对中国抱有戒心，不怀善意。

1955年9月14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赫鲁晓夫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在同阿登纳会谈时，赫鲁晓夫说：中国非常危险，中国人是黄祸。他问阿登纳，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阿登纳这位老练的西方政治家并未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是劝苏联同中国搞好关系。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赫鲁晓夫的这番谈话。1971年乔冠华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有的美国朋友和德国朋友也提醒我们：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会谈中曾把中国人说成是黄祸。［笔者按：在1960年*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和1963年“四评公开信”的文章中，我们曾指责苏共领导宣扬“黄祸论”。赫鲁晓夫并未反驳这一指责，但在他晚年口述的《*》中却像煞有介事地“想起一件轶事”，说什么他在访法期间遇见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是达拉第提起中国这个话题，说“你们不担心黄祸吗？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威胁？”接着赫鲁晓夫用自己的口气写道：达拉第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们不按肤色看人，对我们惟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但，他接着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变化，他一定会放声大笑，说他对两个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我本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确的。”（见《赫鲁晓夫*》中译本，第十三章）赫鲁晓夫“想起”这件“轶事”之蹊跷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在《*》中，赫鲁晓夫还讲，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因为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甚至说，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见《赫鲁晓夫*》中译本，第673页）赫鲁晓夫所“肯定”的这种“中国扩张论”同他所宣扬的“黄祸论”，可以互相印证。］

毛泽东同希思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

1960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胡志明时曾提到，赫鲁晓夫1955年会见阿登纳时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主义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350页）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毛泽东回答：“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3页）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国际共运带来的（1）

巨大影响和冲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总结报告及题为

《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三和”

论点，并集中揭露斯大林一系列严重过失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及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总结报告的第一部分提出，“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报告的第二部分指出，坚定不移地为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奋斗，是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增长、我国国防潜力加强和人民福利提高的基础，“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报告论述了当今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关于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指出“和平共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这是自然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的确，只有两条道路：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我们相信，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能够做的，不仅是并肩存在而已。必须向前走，改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并且进行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所提出的、而且受到万隆会议和全世界公众普遍支持的著名的五项原则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在目前局势下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最好形式”。二是关于“现时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指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在过去的历史阶段绝对正确，“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有了剧烈的改变”，虽然“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在世界上，代表着垄断资本利益的反动势力就将继续进行他们走向军事冒险和侵略的活动，并且可能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不可忽视的手段，足以防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并且给侵略者以粉碎性的回击和粉碎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计划”。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从而使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三是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提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现在除了苏维埃形式和人民*形式，“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同内战连在一起”。“目前的局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了把绝大多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