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张。

……

4月23日，星期三，晴。

下午，我随接待团一行在火车站等候泰翁的到来。

各界名流与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负责人、佛教界与僧侣及各校男女师生与得知消息后慕名而来者约二百余人，场面非常热烈。虽然火车一再误点，但众人的热情依然不减。

夜色渐浓，火车站却灯火辉煌。

直到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泰翁乘坐的火车才缓缓进站。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在维持秩序。

泰翁一行在王统照先生和王祝晨先生的陪同下走下火车。两位先生是先期赶到曲阜迎接泰翁的。泰翁留着半尺多长有些曲卷的白胡须，披肩的银白长发，身穿白素长褂，外罩粽红色拖地长衣，头上有一布帽。63岁的他看上去脸上有些苍白，但两眼矍铄有神。

此时，人们忽然发现在泰戈尔一行中有诗人徐志摩、林徽音。青年们一下欢呼起来，人声鼎沸，场面变得难以控制。为防意外，在王祝晨先生的指挥下，我们组成人墙，簇拥着泰翁出了火车站。泰翁却突然停下，脸色阴沉，嘴唇抖动，小声在喊：“No，No，No……”徐君志摩快步走到泰戈尔身边，向前面看去，只见在站台前面一字摆开的是一律蓝坎儿上衣、白色衣裤拉着车子的人力车夫，徐君赶紧拉着王祝晨先生说：“在上海也是碰到这情况，泰戈尔先生最怕看见人力车夫，赶快叫他们走。”王祝晨先生急速把人力车调走，但临时又无他法，只好请他们步行到约半里地的石太岩饭庄，请他们休息，一切明天再谈。

徐君介绍后方知，泰翁认为乘坐人力车是让人驮着他，这是残酷的、没有人道观念。

……

沈默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他看到了泰戈尔在济南的整个行程以及泰戈尔和于道泉先生之间的故事。1924年4月23日，在济南市的佛经流通处，于道泉先生向泰戈尔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言简意赅的一席话使泰戈尔十分感动，他对这个说英语的年青人颇加赞赏，便说：“先生，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人！”陪同、游览、对话，一天下来，泰戈尔的学识、风度、水平已经使于道泉先生十分倾倒、折服。所以，当泰戈尔建议于道泉先生随他到印度进国际大学学习梵文、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决然地随着泰戈尔去了北京。

但是，这些和梵天之眼似乎毫无关系。沈默接着往下看。

4月27日，星期日，晴。

上午，泰翁对我说，让我随他出门，却没有对我说去什么地方。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因为这天上午原本没有安排活动。

我懵懵懂懂地上了汽车，看到泰翁的随员恩厚之、鲍斯、诺格以及徐志摩先生和林徽音女士都在车上。汽车一直驶向景山方向。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汽车居然在故宫神武门停下来。我们下车之后，看到早有宫人在门口等候。一见泰翁到了，连忙迎讶上来。将我们引入宫内，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一直走到御花园里。此时，我才意识到，泰翁是带我们觐见逊帝。

当时，就在御花园里，逊帝溥仪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站立着一个瘦削的老者。看到泰翁，逊帝面露喜色，但并未曾起身，只是举左手给泰戈尔让座。逊帝虽退位已久，但威仪犹在。我们一干人等只能站立两旁。待泰翁坐下，逊帝说：“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说完逊帝站起来，让人为泰翁和那老者两人照相。那老者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郑孝胥。照完相，泰翁对郑孝胥说：“君为中国大诗人，亦解英文否？”郑孝胥用英语回答说：“吾所知者甚浅。”随后逊帝开始用英文与泰翁交谈起来。交流还算流畅。而后，逊帝亲自作向导，领着泰翁游览御花园。泰翁为中国园林的优美和富丽而折服，赞不绝口。

行至一个凉亭。泰翁话锋一转，突然说道：“一百五十多年前，贵国傅恒将军从云贵撤军时，带回一颗稀世钻石献给尊敬的乾隆皇帝。此事，陛下可曾听说？”逊帝对泰翁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说道：“先祖起居录中并没有记录此事，想来定是无稽之谈。”泰翁默然。

出了凉亭之后，泰翁就和逊帝告辞。我们步行到神武门口，乘车离开。

……

沉默看到这一段日记，不由得沉思起来。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在国内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以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等，对泰戈尔推崇倍至。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及鲁迅先生，对泰戈尔却持另外一种态度。陈独秀在1923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实庵”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认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之昏乱思想”，根本不值得欢迎和介绍。鲁迅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中，也对泰戈尔语涉讽刺。但是，在争论之外，无论是推崇一方还是批评一方，所有人都不能解释的一件事就是泰戈尔为什么去觐见溥仪？当时，溥仪已经逊位十三年之久。而且，这次秘密觐见，并不是通过新月社和讲学社联系的，也不在事先商定的行程之中。这件事，自然地被批评派当作攻击泰戈尔的重要“把柄”。而推崇一派，在这件事上也对泰戈尔颇有微词。从于道泉先生的日记中看，也无法解释泰戈尔此行的目的。泰戈尔和溥仪会晤的时间很短，除了寒暄和照相，唯一说过的话就是两人在凉亭内的一问一答。泰戈尔匆匆赶到紫禁城，难道就是为了看看已经落魄的皇帝和他的御花园？不可思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和溥仪的一问一答中暗藏玄机。虽然看上去并不经意。泰戈尔问的那颗钻石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梵天之眼呢？傅恒，泰戈尔说到傅恒，夏青教授留下的一大串人名中也有傅恒。而且，傅恒的名字就排在泰戈尔前面，难道说这仅仅是个巧合？同时，沈默也非常害怕自己的想法。他知道，如果自己的想法属实，而且能得到足够的证据支持的话，且不说那颗梵天之眼，就单单这一结论本身就会引发一场“学术地震”。泰戈尔觐见溥仪的真正目的居然是为了寻找一颗稀世钻石！沈默是搞史学研究的，他信奉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也就是“假设不妨大胆，求证务必小心”。搞研究毕竟不是写小说，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证据，他需要的是证据。可惜，夏青教授已死，不知道他老人家可找到了证据？！

让沈默感到欣慰的是，这段日记已经把三个人名串了起来：傅恒，泰戈尔，溥仪。这三个人，都是教授所列名单里的。

5月17日，星期六，小雨。

……

下午三点，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张钧儒等几位先生来访。张相文先生告诉泰翁，北京佛教讲习会拟成立中印学会事，希望泰翁玉成。泰翁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与诸君谈兴颇浓。其间，泰翁讲了一句谁也没有听懂的话。他说：“婆罗贺摩的两只眼睛，一只在西方，一只在东方。”张钧儒先生接道：“佛法必能大行于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注意到，泰翁虽然没有置评，但他对张钧儒先生的回答显然并不满意。

……

看到这一段文字时，沈默感觉血脉直往上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感觉自己太幸运了，幸运得有些不可思议。“婆罗贺摩的一双眼睛，一只在西方，一只在东方。”如果不了解相关背景，任何人听来都会一头雾水。泰戈尔明明是在说那两颗钻石！只可惜，当时没有人理解他的话。从1924年到现在，八十二年过去，却没有人注意到泰戈尔留下的这个谜。

“沈默哥哥！你来看！”夏晓薇突然说道。

沈默走过去，看到电脑屏幕上的一段文字：

奥洛夫钻石，重199。6克拉。原是印度迈索尔塞林加神庙供奉的婆罗贺摩神像的一只眼睛。1750年，一名法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偷出来，以十万英磅的价格卖给一艘英国船的船长。钻石被带到伦敦，被一位商人以二十万英磅的价格购得。1773年，又将其转手卖给俄罗斯侯爵格里高利·奥洛夫，代价是四十五万英磅。这就是这枚钻石以“奥洛夫”命名的缘由。随后，格里高利·奥洛夫又把它献给情人叶卡捷琳娜女皇。1917年大革命，沙皇被推翻，在皇室的财宝中发现了这枚大钻石。在苏联时代便被列为国家宝藏，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俄罗斯。现存于圣彼德堡俄罗斯国家博物馆。

文字下面配有一幅照片，一颗黑色的大钻石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独特的经历让这颗颇为着名的钻石平添了一分夺人心魂的神秘感。

“还真有这样一颗钻石啊！”夏晓薇感叹。

“这颗举世闻名的钻石一直都存在，这没什么好说的。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塞林加神庙是迈索尔王室的家庙，不可能只用钻石为婆罗贺摩镶嵌一颗眼睛。那是要遭天谴的。那么，第二颗梵天之眼到哪儿去了？”

沈默的脑中瞬间闪过几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