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很吃惊,“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上台去领奖呢?”
“我领了。在这儿。”我从桌子里面拿出奖券向他摇了两下。
“哦。”他已经开始写起来,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太离谱了。
“鲍勃。”我发现自己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
“姓什么?”
“琼斯。”
他点点头,“这东西会在下一期《雇员通讯》上发表。”
他又回到了工作中。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回家时简不在家。冰箱上有一张她留给我的便条,告诉我说她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怎样使学龄前儿童的潜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蒙台索利教育法》。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心情说话或者听别人说。我只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我把一卷冷冻烤面饼扔进了微波炉。
我跟德里克简短的对话过后,整个下午我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剩余的工作上。我拿过桌上的用户手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可是我的心不知在哪里,反正不在用户手册上。我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德里克对我所说的一切,想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开始期望他问我拼写,那至少使我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如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不知道怎样拼写,我也许还能理解这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无论我在心里重复多少遍我们的对话,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分析我们两个人所说的一切,我得到的始终是同样的结论。
尽管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办公室,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站在他面前的主席台上,他却没有看见我中了大奖。
我对于他来说是隐形的。
见鬼,也许他从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存在。
微波炉上的计时铃声响了一下,我取出我的烤面饼,放进碟子里。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走进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试着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努力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吹了吹烤面饼,咬了一大口。汤姆。布鲁克正在宣读最近对爱滋病作出的问卷调查,他严肃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好像古希腊默丘利神双蛇节杖的幻象似的,在他身后的蓝色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他说,“按照《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调查结果,中等水平的美国人相信——”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这个词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盯着布鲁克,我感到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我的病已经被准确地诊断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一医学上的突破而来的是,我连一点儿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诊断是正确的,那时它太一般了,太寻常了。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安慰,即意味着正常。而我并不正常。我是普通,但我不是一般的普通,而是过于普通,极度普通,普通到了甚至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的地步,甚至我的同事都注意不到我。
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曾经争辩说,她们在斯泰西的生日聚会上见到了我,当时我浑身发冷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回来了。这整个事情太离奇了。一个平庸的家伙是一回事,如此令人可怕的平庸又是另一回事。从各种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隐形人。这令我感到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某种恐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东西。
我心里产生了一阵冲动,从桌上拿起了昨天的报纸。我找到了日历部分,看着最上面加了方框的统计表,那是上周电影排行榜的前5名。
那是我最想看的5个电影。
我翻过一面,寻找那10支本周的排行榜歌曲。
它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排列顺序完全跟我喜欢的程度一样。
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我站起来,在书架与音响架之间的小小空间里走来走去。我仔细创览我收藏的那些激光唱片和录音带,我发现它们全都是近十几年来流行排行榜上的歌曲。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但是从理论上完全解释得通。
假如我是个平庸的人,我应该事事都很平庸。不仅仅在外表上和个性方面,而是所有的事情上。全面地。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坚持着“中庸之道”的信念,我毫不犹豫地以中庸的态度做一切事情。我一生中从未在任何方面走过极端。我从来都吃得不多不少。我从不自私贪婪,也从不舍己为人。我从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反动保守主义者。我既不是享乐主义者,又不是禁欲主义苦行僧,既不是个酒鬼,又不是滴酒不沾的人。
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要协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理想方式,但是事实上在敌对的双方之间,总是需要有这种解决方式。
在对与错,好与坏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语言,坚定地站在中间,绝对不能明确地倾向于某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