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钱拿着吧。”我说。
“要不了这么多。”卖甘蔗的老板掏出钱包,找了父亲十五块钱。
我扛着甘蔗像扛着一杆枪,跟在父亲后面。
走了几十米后,父亲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两眼,然后继续走,走到一个杂货店门口,他又停下脚步看着我。
“有事吗?”我问。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父亲说。
“奇怪什么?”
“给钱都不要了?”父亲看了一眼塑料袋里的肉,“哎,我怎么觉得你长高了?”
“是吗?长高了?”我说。“那好啊。”
“对了,我想起来了,卖熟食的那个老板来店里买过东西,买什么我忘了,反正我卖他东西就没赚钱,向东啊,我觉得人缘很重要。”父亲说。“到哪都要与人为善,不要贪小便宜,做事要大气,你做人大方,别人也会对你大方的。”
“说的对,没毛病。”
父亲点了点头,“这天感觉要下雨似的,快点走。”
到了店里,我放下甘蔗,感觉腰有点酸,想躺在竹榻上,但想到答应过刘娜要保持姿态,只得端坐在椅子上。
父亲拿着酒,哼着曲子过来。
他坐下后,看了我一眼,低头用毛巾擦着筷子,又看了我一眼。“你腰有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你腰弯不了了?”父亲说,“拧了?闪着了?”
“没事,我腰挺好。”
“脖子有毛病?”父亲说。
“也没毛病。”我说,“我这样坐着哪里不好?”
“好是好,但看着这么别扭啊。”父亲说。
“看习惯就好了。”
“啊?你以后都这么坐着?”父亲说。
“以后是可以这么坐的。”我说。
父亲眨了眨眼,“你脑子又出问题了?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我去,你有完没完?喝你的酒吧,我想怎么坐就怎么坐?你还管我怎么坐?”
“我看着不舒服。”父亲说,“我头晕。”
“行,我走。”我站起来。“这甘蔗我没收了。”
“还没收了?你以为你是城管啊。”父亲拿起筷子。
“城管算个屁。”我说。
“你好大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