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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sī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录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录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

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

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

这下，心存不满的地主没什么好期盼的了。

要知道，军队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军火由企业供应，与地主没有半点关系。如果地主打算闹事，首先就得问一下军队的意见。

“土地法”的顺利实施，成为了〖中〗国工业发展最强大的推力。

可以说，正是“土地法、”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欠缺劳动力。

到一九二六年底，随着政府开始收回弃耕的土地，才有部分进城农民回流。只是，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欠缺产业工人了。根据〖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做的统计，〖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