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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笨花村通往县城的黄土道沟常被冰雪覆盖，笨花村里也常堆积着成行的雪堆。当中午的太阳把温暖送入笨花，路上的冰雪暂时融化的时候，雪水的涓涓细流就顺着车辙汇入那条黄土道沟，人和车把道沟践踏成泥泞，牲口和人在泥泞里跋蹅着前进。夜晚寒冷降临了，泥泞又被冻结起来，等待着白天的再次融化。如此反复，直到春天。春天了，冰雪和泥泞再也无力结起。那时，由孝河呼啸而来的东南风，由滹沱河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就会把干涸的泥团刮削成悬浮的尘土。当壮烈的狂风呼啸而来时，黄土便被卷上天空，一时间黄土盘旋升腾，弥漫起天日，道沟以上会升起一条黄的巨龙。巨龙吼叫着奔向笨花，笨花立时被黄土吞没。黄土在笨花是无孔不入的，通过破损的窗棂，不严实的门楣，矮矬的残垣断壁，扑进人们家中。人若在街里行走，黄土就会把你推挡得寸步难行。你嘴里也会灌满黄土，黄土在你的上牙下牙之间摩挲着。

大风吹起世安堂的靛蓝门帘，门帘不住扫着世安堂的房顶。风还把向文成的包药纸刮了一地。

向文成弯腰捡纸，把捡起的纸一张张打捋好，用个铜镇纸压住。

风把甘子明刮进来。

甘子明已经脱了黑洋布棉袍，换了一件灰洋布夹袍，夹袍下摆在狂风中鼓荡着。甘子明冬天不穿紫花大袄，在笨花不穿紫花大袄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向文成也不穿紫花大袄。甘子明还穿一双三接头压花皮鞋，那是他在北京政法学堂读书时买下的。向文成轻易不穿皮鞋，他常穿的是秀芝做的纳帮布鞋。想体面时，就穿一双礼服呢皮底鞋。只是他的礼服呢便鞋和他的布袜子仍不匹配，布袜子厚，脚和袜子掖在鞋里，鞋紧挤着脚。向文成总觉得脚是肿胀的。有一年向喜曾托人给向文成捎回一种新式丝袜，这袜子还有一个时尚的牌子，名曰“中山先生丝袜”。向文成穿过一次之后评论说，这袜子名称的意思不错，意在穿中山先生丝袜，走中山先生之路。可这袜子的质量欠佳，穿在脚上不吸汗，走路直打滑。所以向文成还是穿着他的布袜子。

甘子明敦实个儿，目光炯炯，短胡子微黄。他对胡子也很注意修剪，不似一般村民，任胡子乱长。向文成不留胡子，只用老式剃刀把脸剃光。他的视力常使他的脸上残存着隔二片三刮不净的胡子楂儿。

甘子明曾就读于北京政法学堂，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毕业又回了笨花。但甘子明在笨花乃至全兆州，学问当属正统。向文成不然，早年在保定读私塾，年头有限；后来只靠个人的智慧和兴趣弄些杂项学问。这一切都标志着甘子明和向文成风度相“悖”，学问也有“朝野”之分。可两个人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友谊基础还不局限于他们的风度相悖，和他们学问的朝野之分，他们的友谊还有着更深远的因由。笨花村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证明了他们的志同道合，这场官司使他们变得不可分离了。

甘子明在北京念政法学堂时，正值一九一九年。那年五月，北京十多所高校学生为抗议政府屈辱卖国的“二十一条”，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直至火烧赵家楼……一场势不可挡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华大地，这一切都鼓动着甘子明。他先是一封又一封地给向文成写信，诉说着他的耳濡目染和他不平静的心情。身在笨花的向文成也把一封封书信寄往北京，向甘子明倾诉兆州一班人对这场运动的热望。再后来向文成竟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佟家清算那四十亩官地的事。他写道：近日，既然北京之事态发展给了国人以希望，解决笨花事想也为时不远矣。但最终，事在人为。人为，莫非此事要落到你我之辈肩上？

向文成用个问号结束此信，其实是对甘子明的试探。谁知甘子明接信后却立刻决定放弃北京的学业，毅然回到笨花。不久，在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带领下，笨花一班村人就将佟法年告上公堂。甘子明凭借他学习的法律专业，将状纸书写得情绪激昂，字字珠玑。他写道：现，吾国帝制结束，共和兴起。共和莫过于扬公抑私。然，在我笨花，公被私侵吞、践踏由来已久。我祖上为兴办教育集资购置的校田四十亩，常年被佟姓无理据为己有。村民早有收回之意，但投诉无门。今，共和已现，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想正是我笨花村民收回官地的大好时机。收回官地，也是笨花三百余户、两千五百余丁口的共同心愿。官地不收回，我笨花村一切进步事业举步艰难。万望县署诸大人明察公断。

然而甘子明书写的状纸呈上后，却如石沉大海。原来这时的兆州政权阴错阳差已辗转落入晋军阎锡山之手。阎政权考虑的只是维护晋军在河北的既得利益，并无心思去理会笨花之区区小事。官司被搁置。向文成和甘子明一不做二不休，又递上第二次第三次状纸。笨花一班村民也群情激愤，他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团，久住城内，每日到县署静坐，等待县长升堂审案。这一干人借住在向家的利农粪厂，每日起火做饭，一切花销都由向家支付。为此向文成还曾乞求母亲同艾解囊相助，同艾两次共拿出大洋二百元。官司从炎热的夏季开始，直到春节将至，历时半年。到后来，还是向文成想起，那年父亲回笨花时，经石桥镇葛俊介绍，认识了一位叫吴世甫的朋友，吴世甫曾在向家吃过向大人亲手烹制的葱油海参。此人现在兆州县署任承审。向文成便拜托父亲向喜给吴世甫写了一封信。吴世甫见信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场官司联系着向大人的公子。吴承审随即秘密会见了向文成和甘子明，对官司久拖不下做了解释，表示不日即开庭。果然，三天后吴承审代理县长升堂断案，案子终于有了结果：佟家败诉，四十亩官地回到笨花村民之手。县署还判佟家再拿出大洋五百元，作为笨花兴办新式国民小学的基金。

一场持续半年的官司以村人的胜利而告终，一时间笨花人群情高涨，借此东风，向文成和甘子明立即在笨花兴建起新式国民小学一座，学校定名为笨花村两级小学堂。在向文成的鼓动下，甘子明彻底终止了他在北京的学业，自任两级小学堂校长。

兴建两级小学时，向文成再次展示了他的建筑构思才能。他因地制宜，凭着兴建向家大院的经验，又参照了保定同仁中学的校门和部分格局，请来村中把式精心施工，花一年时间将学校建成。村民把学校叫做“洋学”，“洋学”的教室系磨砖对缝的拱形门窗，门窗上玻璃闪亮。迎门一座大影壁遮挡着院内。影壁后面是一个有着二百米跑道的小操场，院里见缝插针地种些月季和丁香。笨花的孩子没见过月季也没见过丁香，春天了，月季随着丁香开放，孩子们闻着满院子的花香，争论着这花香像什么味儿。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月饼味，没有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四月庙上的汽水味。

校长甘子明还担任着两级的算术和国文课。他请向文成也去任课，向文成说：“眼下教员不好找，我打个补丁吧，把常识和修身交给我吧，这两门课灵活。”

向文成在世安堂开张的同时，还在“洋学”兼教常识和修身。

洋学位于后街东头，从前这里是一座破败的关帝庙，和佟家只一墙之隔。洋学的读书声常传到佟家。佟法年像遭了大难一样，东躲西藏也躲不过隔壁的读书声。但是佟法年的两个儿子对此却另有态度，大儿子佟继业经营着佟家的花坊，他不仅不赞成父亲对学校的态度，还背着父亲，自作主张去县城采购些铅笔、橡皮到洋学散发。小儿子佟继臣正在洋学读书，也帮助哥哥把橡皮、铅笔分发给同学，学生们每人均得到铅笔两杆，橡皮一块。佟继业还对甘子明说，现在甘子明和向文成在村里从事的事业是与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没想到他的家庭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他批评了他爹佟法年，还决心给学校做点小小的贡献。甘子明便表态说，凡为村中的教育事业做贡献者，来者不拒。

佟继业真的批评过佟法年，说他不会审时度势。佟法年就说，就等着你审时度势呢，你最好把佟家的宅院都让出来。

每逢甘子明和向文成提起打官司建学校的事，甘子明就说：“文成，你猜这次的事最该感谢的是谁？”向文成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向文成借了一句《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名言，玩笑着说明他二人是这次打官司的英雄。甘子明说：“不是。你我虽有志向，但两手空空也难成大事。”向文成说：“我知道了，你是说我娘那二百块钱吧？”甘子明说：“没有那二百块钱，你家利农粪厂里可只有大粪呀。一干人马一住半年——老人的贡献咱们可不能忘记。等明年吧，明年官地收了花，怎么也得还我喜婶子的账。”向文成说：“明年，我算了算，要添置的东西还不少哩。教室里要买洋炉子，操场要一副篮球架子，有了架子还得有球。院里也不能光是丁香月季，除了灌木，咱还得种几棵乔木，要种还得种几棵稀罕的。我想让甘运来从南方给买点水杉、银杏。我娘的账……等世安堂有了赚项叫世安堂还吧。”

向文成说叫世安堂还账，就好像世安堂是个人，是个外人。

向文成真对同艾说过：“娘，你那点账先别着急，往后让世安堂还吧。”

同艾不说话，也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她是在想，你也就说说吧，就你那个世安堂，到哪辈子才能赚够二百块钱。也就是你敢逗你娘玩儿，别人谁敢？

别人是不敢，没人敢跟向太太半真半假地说笑话。

风把甘子明刮进世安堂，甘子明看见正在收拾药包的向文成，出口成章带出诗韵地说：“风好大，吹起一沓包药纸。”

向文成也不假思索地对曰：“门虽小，刮进一个长衫人。”

甘子明又说：“小屋落座下，灰长衫眼前还是包药纸。”

向文成说：“大风刮起包药纸，捎带刮走一个大碾盘。”

甘子明说：“要是瞎话说大风刮走一个大碾盘我就信了。”

向文成说：“大风刮走了大碾盘正是瞎话说的。”

甘子明来世安堂，向文成也不必让座，从来都是甘子明自己找座。甘子明也坐在墙角的沙发上，来世安堂的客人大都愿意坐在那个庞然大物上。甘子明抽烟。他穿着讲究，但抽烟潦草，一把短烟袋，一个油渍麻花的烟荷包，总是被他攥在手里。说话时，烟袋便在荷包里一搅和一搅和地装烟。

甘子明拿烟袋搅和着烟荷包说：“据说外国人把风都定了级，不知今天这场风相当几级？测量风力的仪器不知什么模样，我上过北京东便门天文台，没看见有测算风力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