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小说 序言（第1页）

一九三四年，安·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理想》：第一个版本是小说（比《一个人》的篇幅要长百分之五十），因为对其不够满意，她只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随后，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完美的舞台剧。无论哪一个版本，在被安·兰德视为文学（除诗歌外）要素的四个方面，都是相同的：两个版本里面，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讲述着相同的故事，传达着相同的主题；尽管剧本在后期的编辑加工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两个版本都体现了安·兰德独一无二的文风。而虽然决定不出版《理想》的小说版，但安·兰德还是将其打字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她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把《理想》改写成剧本？安·兰德从未对我讲过这一点。但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文学形式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小说运用且只运用概念来呈现它的事件、人物，以及经验体系。而戏剧（或电影）则同时运用概念及感知；后者指的是观众对实体演员的行动、对话等所进行的观察。例如，有一部小说被忠实地改编为了电影。读小说的时候，所有的体验都是完全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偶尔你也会想亲眼看看某个人物或某起事件，但那愿望并不迫切，往往转瞬即逝。而在电影里，某种形式的对话作为概念性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电影这一媒介的本质就决定了观众必须看，而且是持续地看。读小说时，你可能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奇书中的场景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可看银幕上的场景时，你绝不会好奇它读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小说家的确会致力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为形式所限。无论天赋几何，他们始终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我们这里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故事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这样的体验，那该怎么办？如果只有通过运用感知的手段（当然要与概念的手段相结合），它的基本要素才能被准确地呈现与理解，那又该怎么办？

提到这样的要素，《理想》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凯伊·贡达那高贵的美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美丽。这出戏的基础就是这种特定的美。这种美不仅属于女主人公，还属于一位迷人的银幕女神——从而令她得以成为数百万人的理想的化身。如果凯伊·贡达的这一特质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这个故事就失败了。而关于这一问题，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知的手段似乎可以轻松地战胜概念的处理方式。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当他用笔来描述女星葛丽泰·嘉宝或是年轻的凯瑟琳·赫本时，永远无法充分地传达她们那光彩照人的脸庞有多么完美（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可是，如果是在银幕上看到她们（也许没有舞台上那么清晰），观众只需一眼就能领会。（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她们是安·兰德最喜欢的女电影演员，而且嘉宝正是凯伊·贡达的创作灵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理想》也需要感知的元素。无论在哪一个版本中，这个故事都相当迅速地向我们展示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都很典型，都代表着“人类背叛自己理想”这一主题的一个变体，每一个都出现在一个单一而简短的场景当中。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能言善辩，但正是因为细节的匮乏，才需要如此的风格化。由于这种相对的简洁，在安·兰德改变作品的形式后，人物的特色并没有缺失太多，反而获得了一种重要的价值。由于人物出现的时间过短，我认为，单纯的描述无法传递令人信服的真实体验——例如，无法令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相反，在舞台上，就算一个小角色都能立刻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注视着舞台，就可以看见并听到他或她的面孔、身体、姿势、步法、服饰、眼神、语调，凡此种种。

还有第三个因素。无论哪一个版本，《理想》都像安·兰德所定义的那样，只有故事，没有情节。（是她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开头和结尾在逻辑上相互呼应，可是凯伊·贡达从一个背叛者到下一个背叛者的追寻过程，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渐入高潮的合理进展。所以，或许安·兰德认为，作为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缓慢，可能读起来更像一系列静态的人物速写。相比之下，由于持续的身体动作，戏剧可以更加容易地展示一个故事的进展，哪怕它没有情节。当然，身体动作自身，在舞蹈以外的任何艺术形式中都没有美学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可以对一部作品过于静态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当然，以上几点并不意味着小说这一形式可以被轻视。在创造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小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一纯粹的概念本质，使它得以在多个方面创造并实现一种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的伟大与有力是戏剧所难以匹敌的。如果说舞台上的凯伊·贡达更为真实，那么达格妮·塔格特[1]则并非如此；我们在书里看到的她远比一个讲台词的女演员更为真实。原因在于，要想充分理解她的本质与力量，绝不能单单依赖于她的对话以及可观察到的动作，还要依赖于我们从小说中那些不可感知的元素里得到的信息。举三个明显的例子，小说告诉了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过去，以及按照自然法则，无法搬上舞台甚至搬进电影的诸多事件。

即使在那些理论上可以观察到的场景中，小说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相反，小说可以通过掌控并指引我们的感知能力，来传递其独一无二的信息，并获得独一无二的效果。在一个给定的场景中，作家指引我们细细品味他所选择的细节。他既可以创造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也可以只聚焦于一个小小的侧面，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样的一种选择是感知者本人所无法做到的。（例如，《源泉》[2]里有一个建筑师，其特点就是他的头屑。）

如此一来，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与情感，便完全来自于作家在叙述中所给出的评价与暗示。谁又知道还有多少隐藏其中呢？就小说这样一种篇幅较长且相对不受限制的艺术形式而言，要辨别它身上可能存在的全部特征，对我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书。但我仍然要在这里说，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很多特性都可以在戏剧或电影中呈现——不过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一定程度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拥有它与众不同的可能性，相应地也会缺少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或电影通常都不如原著，原因在于小说的复杂性难以企及。同样，一部相对简单的小说到了舞台上则有可能会大放异彩，因为舞台激发了它那些感知性元素的力量。因此，抛开形式的外衣，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例如，它们都满足了安·兰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家通过其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对现实进行的再创作。选择作品的类型，是作家拥有的特权。正如我们所知，安·兰德选择将《理想》搬上了舞台。

尽管就上述的意义来说，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但一出戏剧的剧本自身，与这两者都不相等。剧本既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文学类型。小说和戏剧很像，它们是完整的，让你可以进入并体验它们所创造的世界。可剧本自身并非如此，它删去了文学艺术语境中的精华，单纯为感知而写（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去感知），但它自身和这种感知是脱离的。阅读对白当然也有价值，但这并非艺术作品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一个特性。我相信，这一区别正是小说远比剧本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与所有剧作家一样，安·兰德把《理想》搬上舞台的前提，是这出戏能被制作出来。然而放到今天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制作并不存在。我们大多数人此前和此后都没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理想》，更不用说一部恰到好处的《理想》——也没有机会看到一部恰到好处的电影《理想》。若想完全进入《理想》的世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读小说。我们面对两个选项，其一是一部有瑕疵的艺术作品；其二比其一要好，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不过，这部小说拥有的不单单是瑕疵，它还拥有一部概念化的作品可能拥有的许多独特优点。尽管安·兰德对其并不满意，但我觉得现在来出版它，与安·兰德的心愿并不相违。因为文化的本质如今已然不同，而安·兰德也已经过世了这么久。在剧本发表八十年后的今天，没人会在乎这部小说中的些许瑕疵，也没人会在乎它是否符合安·兰德自己的出版标准。为了表示对其决定的支持，我们不会宣传这是一部“安·兰德的新小说”。事实上，我之所以写这篇序言，主要是为了强调并说明，为什么安·兰德要放弃这样一部有诸多优点的作品——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你们能关注这些优点。

我称赞这部小说，并不意味着轻视安·兰德在改编时所做出的改动。因为在很多方面而言，改编后的戏剧显然要更有说服力，也更加扣人心弦。我没有一页页地对照过这两部作品，所以不能对书中的全部改动做出评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您所拿到的这一单行本中，我们特意将小说和剧本全都收录了进来，这样您便可以自行发现和判断两者的品质与不同。

将小说转化成戏剧涉及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一是舞台演出的需要，要用更简洁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唯一的传达渠道是舞台场景中的对话。另一项任务是作者自身的需要，她要对文本进行彻底的编辑。无论是哪一项任务，所做出的改动从数量上说都是巨大的。实际上，有很多页，安·兰德所做的并非改编或编辑，而是重写甚至是对于草稿的再创作。

不过，除了上述种种，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动。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主要人物是耶利米·斯里尼，一个讲方言的愚昧农夫。但是在动手改编剧本之前，安·兰德就已经无情地用粗线把这一章从打字稿上画掉了（她在我的手稿上也这么干过）。在剧本里，她用小说中斯里尼的女婿取代了斯里尼，将原本的配角变成了这一幕的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