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奉一战(2)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4月19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 吴佩孚也在19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 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21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23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25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 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 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 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战事是在4月28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29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 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1922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1922年4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了一步。张景惠在29日上午,才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①。主帅如此怠惰,奉军怎能不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直奉一战(3)
29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趁势猛扑,奉军限于困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60人督战,才得以恢复阵地。当时奉军的预备队及炮兵,多数还没有参战,一时呈现混乱状态。此时,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 30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芬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疲于奔命,士兵怨声四起。时逢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顿时军心大为动摇,不战自退。缪承良看到军队不听指挥,畏惧自杀。更有甚者,其中一部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一师阵地发炮狂轰。奉军不能支持,乃退守卢沟桥。直军于30日占领长辛店。第十六师的一部哗变是有原因的。因为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或倒戈相向,或不战自退。这是奉军失算的一招。第十六师的前线倒戈,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奉军的郑殿升旅和牛永福旅在丰台至南苑一带激战。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直军的张锡元旅和李鸣钟旅,星夜赶来支援。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到奉军侧背。本来奉军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现在突然直军从正面出击,而且后背又发现伏兵,张景惠以为中了直军的诡计,于是下令全线撤退。5月3日,吴佩孚得知奉军撤退的消息,便命张锡元旅迅速追击,当日追到黄村。而固安中路之敌,已被直军解决①。 5月4日,张作霖赶到落垡,企图挽回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张作霖看到大势已难挽回,便匆匆赶回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即仓皇逃往滦州。这样,张锡元旅追至廊房,没有遇到敌人,随后进入天津。5月5日,张旅开到奉军总司令部军粮城,遇到从东路溃退下来的奉军。张九卿的一师和李桂柱等两旅,一枪未放,就缴械投降了。后来,王承斌又率直军追到榆关,但直军没有出关之志,战争也就结束了。张景惠留京待罪,并电劝曹锟适可而止,“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没有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 5月5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敢得罪实力未减的东北王张作霖,但他还得对战胜者曹吴有个交代。柿子专挑软的捏。不得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这之前,4月8日,徐世昌已经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周自齐和梁士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发出通缉令之前,周自齐便打电话给梁士诒,让他尽快离开天津。并且解释他本人处境困难,不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在通缉令发布之前,5月7日,得到消息的梁士诒、叶恭绰已逃往日本。 第一次直奉战争冷战了一年多,热战只进行了6天就结束了。张作霖除丢失关外地盘外,其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失。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知道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能轻易允许别人染指。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南顾,也就没有精力把对奉战争进行下去了。  
拒绝任命(1)
直系获胜后,吴佩孚不可一世。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5月10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11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徐世昌并根据直系的意见,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直系借此离间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究之计不得逞”①。冯德麟等人心知肚明,这是直系的离间计。他们于5月15日发出通电,表###迹:“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合电奉闻。” 其实,张作霖的实力地位,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轻易动摇的。他们的命令并没有生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风波。有一本书《辽海小记》,其中关于北京政府命令颁布后,对吴俊升及其幕僚反应的描写很是生动。听到徐世昌的任命,吴俊升的幕僚兴奋异常。“小河沿之吴公馆中,吴督幕僚,食指频动,人思一脔,几乎弹冠相庆矣”。无形中,奉天小河沿的吴俊升公馆,成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吴的幕僚有的忘乎所以,等待着分一杯羹了。 但是,吴俊升并没有被这个喜讯冲昏头脑,他知道进退行止。他马上召来督军署于秘书长,口授一封通电,文曰:“徐大总统均鉴:俊升材具粗劣,一向追随雨帅,黑疆之寄,已感陨越是惧,况其他乎?”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奉天督军一职。 但是,于秘书长感到文电意犹未尽,没有结尾,似乎文气不足,想改一改,又怕吴大舌头怪罪下来,就去找参谋长应善一商量。应善一一看电报,没加思索,就擅自在文电的末尾加上了“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吴俊升电文的原意。 这个通电最后没有让吴俊升看,就公开在《盛京时报》上全文刊登了。吴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马上把于秘书长叫来大骂道:“你这个王八羔子,谁叫你添上‘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样,你不是把我和张大帅的交情给弄糟了吗?”说完,抓住于秘书长的衣领子,连踢带打,当时就把他赶了出去。 这个于秘书长是有些冤枉的。因为当时主张吴俊升接受奉天督军任命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的参谋长应善一。应善一曾当过总统冯国璋的侍卫,与直系有私下勾结。如果吴俊升坐上奉天督军的宝座,水涨船高,他也会成为东三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面人物。同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把持北京政府,对他也是大有好处的。为此,应善一便暗中与直系通款,希图攫取高位。但是,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早就被张作霖留守在奉天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和奉天省长公署的心腹,一一掌握了。 看到这封电报,他们非常气愤,决定把应善一杀掉。第二天,应善一从吴公馆南面右侧甘露门出来,被人对面打了三枪,当即身死。刺客就是奉天督军署的副官高金山,高金山是张作霖的随身副官,跟随张作霖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 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 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 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 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