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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02（第1页）

在此，前提与结论成了循环辩证。假设分析情境不是由分析手法塑造而成，且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未被合理地掌握住，那么我们既不可能得出移情精神官能症的结果，也无法祈求儿童能够在面对分析治疗与分析师的过程中，自行获得解脱。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更加详尽地探讨，在此我仅做一小结，说明为何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倾全力诱引正向移情，同时减少对分析师反制性的负向移情之做法，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谬误之外，事实上和我的方法比起来，也会对孩童父母更加不利，毕竟负向移情会自然地导向孩童日常生活中的联想客体。

在第四篇演讲文中，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少再度暴露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论，而且特别明确。关于“恶性循环”一词我曾解释过，意指由某些前提推演出的结论，尔后又被用来当作印证的论证法。略举其中一项看似谬误的结论为例：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在儿童分析中，欲克服儿童论说能力不足的障碍，是极不可能的。不过她也语带保留：“至少直到我执业至今，若按照我所提过的那些技术来做的话。”然而紧接着，她却附上了一段具有定理性质的说明，她解释道，当我们分析成人时，对于早期童年时期的发现，“正是透过一些自由联想与诠释移情反应（transference-reactions）的方法所揭露出来，也就是那些在儿童分析中不管用的方式。”在书中好几处，安娜·弗洛伊德强调，为配合儿童的心智，对儿童的分析应该改变方法。然而她却在未经实务操作的测试下，对我研发的一些具有理论基础的技术提出质疑。不过，我已经透过实际的应用，证实这个技术的确可帮助我们从儿童身上，撷取到比成人分析更为丰富的联想元素，进而做到更深层的洞察。

从我自身经验所得出的结果，让我对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在成人分析中用以侦查病人早期童年的两项技术（亦即自由联想与移情反应之诠释）并不适用于儿童分析的说法，不得不加以强烈驳斥。我甚至相信，正是儿童分析此特殊领域，尤其是针对幼童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因为唯有当儿童分析更加深入，许多在成人分析中晦涩不明的细节才得以见之于世。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分析师的处境，就跟民族学家一样：“要是舍弃有教化的种族，而就原始人类进行研究，想必无法觅得通往史前历史的快捷方式。”（第39页）她这番与实际经验背道而驰的论调，再度令我吃惊不已。事实上，无论是针对年长或年幼儿童的分析，只要进行得够深入，都可为他们成长的复杂性提供清楚的轮廓，同时也可展现出如同已经够文明的三岁小孩，曾经且正在经历的一些严厉的冲突经验。套用安娜·弗洛伊德的比喻法，我必须说，若一位儿童分析师从这样的研究立场出发，他将会碰上民族学家从未遇过的天赐良机，发现原始与文明的人种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借由该项罕见的连结关系，从而搜集到与前后时代相关的宝贵信息。

接着，我将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超我的观念，做更详尽的检视。她书中第四章的某些论点尤其令人玩味，不管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或是她从中得出的泛泛之论。

经过对儿童——特别是幼小孩童——的深入剖析，让我对早期童年超我的刻画，与安娜·弗洛伊德根据理论予以推断的结果大异其趣。的确，儿童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并无法相提并论。相反地，其超我不但十分接近成人的超我，且不若自我般容易受到后续成长经验的强烈影响。儿童对外在客体的依赖很自然地大于成人，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容小觑，但我认为安娜·弗洛伊德过于高估了它们，因此她做出的诠释不尽正确。因为，即使这些外在客体对超我的发展有所贡献，它们绝对与儿童发展完成的超我不同。如此一来，我们终于了解，为何出现在三岁、四岁或五岁孩子身上的超我，经常会以严厉无比的方式对抗真实世界的爱恋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以一名四岁男童的例子为证，他的双亲从未对他施以惩罚或威吓，但他却十分不寻常的温顺可爱。由此案例中（这只是众多的案例之一）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可看出，超我其实具有一种幻想式的严酷性。由于潜意识中那著名的公式作祟，孩童基于自己的食人与施虐冲动，不但期待、也不时活在如受惩罚、阉割、被碎尸万段或吞食等等恐惧当中。介于他温柔慈爱的母亲与其超我的威吓惩罚之间，其对比之强烈，正是促使我们必须找出被儿童内化的真实客体之原因。

安娜·弗洛伊德举出一个她心目中的绝佳例子（第42至43页），借以说明儿童面对自我理想（ego-ideal）需求的脆弱与依赖。有一名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一直无法克制偷窃的冲动，尔后才发现原来背后最大的驱力是他对父亲的畏惧感。安娜·弗洛伊德把这个案例当作是实际存在的父亲仍可取代超我的例证。

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可在成人身上发现到类似的超我发展情形。许多人（几乎终其一生）最后均是透过对象征“父亲”形象的警察、法律、丧失社会地位等等的畏惧感，来克制他们的自我中心本能。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儿童身上，安娜·弗洛伊德称之为“双重道德标准”（doublemorality）。不仅是儿童才会对成人世界用一套道德规则，对自己和好朋友用另一套，许多成年人也是在独处或与同辈相处时是一个样，面对长辈或陌生人时又是另一个样。

我想关于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安娜·弗洛伊德与我意见相左的原因之一在于，借由超我，我认识到俄狄浦斯客体内化后发展出的机能（于此我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论述），以及它在俄狄浦斯情结过后所呈现的持续不变形态。如同我已解释过的，这项机能从萌生到成形的过程中，与刚开始诱发它的那些客体完全不同。当然，儿童（成人亦同）将会制造各式各样的自我理想，建置五花八门的“超我”，但这都仅产生于较浅的层次，事实上在最深的底层，仍由根深蒂固、屹立不变的超我决定一切。安娜·弗洛伊德所想的那个超我虽然仍以父母之姿发挥作用，但那却与所谓真切的内在超我不同，即使其影响力不容置疑。假使我们希望能触及这个真正的超我，试图加以影响并降低它的运作能力，唯一的方式便是进行分析，在此我指的是深入调查整个俄狄浦斯情结发展与超我架构的分析法。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在那名以对父亲的畏惧感当作抵抗本能利器的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超我，但我并不会很制式地以“幼稚”来形容它。举另一个案为例：我曾提过一名四岁男孩，虽然拥有和蔼可亲的父母，他却饱受具阉割与食人倾向的超我所折磨，显然他的超我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在他身上发掘到不同的认同，虽与他真正的父母较为贴近，却仍不是一模一样。对这些外表友善仁慈的形象，他称之为他的“好爸爸与好妈妈”。当他对我的态度呈正向反应时，他会允许我在分析治疗中扮演“好妈妈”的角色，什么话都跟我说。其他时候——尤其当负向移情再度出现时——我的角色转换成坏妈妈，任何想得到的坏事都做得出来。当我是好妈妈时，他可以许下任何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奇特要求或愿望。在他的想象中，为了帮助他，我会在夜里带给他一件象征他父亲阴茎的礼物，然后把它切开、吃掉。因为在他对“好妈妈”所许下的愿望之一，便是他要和妈妈一起杀掉爸爸。当我变成“好爸爸”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妈妈做同样的事，而当他自己扮演爸爸、我变成儿子的时候，他不仅允许我和他的妈妈性交，还不断提供相关讯息、鼓励我，向我示范父子如何同时与母亲进行这幻想中的性交。这一系列极度歧异、水火不容的认同，不仅从各种不同的层次与阶段萌生而出，亦与真实事物大为迥异，但却在孩童身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超我，看起来既正常又发展良好。我之所以从几个类似案例中挑出此例的原因，在于这名男孩原先是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孩子，会接受分析治疗只是出于防范的考虑。但当分析治疗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调查逐渐深入，我才分辨出这男孩之超我的完整架构与种种个别的元素。他显现出的罪疚感反应，乃基于极高的道德水平。对于所有他认为不对或丑陋的事，他都加以谴责。虽然其方式符合儿童自我的表现，但却和成人高伦理标准的超我之运作不相上下。

和成人的状况雷同，影响儿童超我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在此我不予以赘述。假设基于某些原因，其发展不完全、认同建构亦未成功，那么作为超我形成之源的焦虑，便会开始活跃起来。

对我而言，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意义不大，但那样的超我发展状况确实存在。我不觉得它足以印证儿童发展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同样可在超我发展不全的成人身上看到相同的现象。故我认为她由此案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安娜·弗洛伊德就此所提出的论述，令人感觉到她相信超我的发展、反向作用与屏幕记忆，大多是于潜伏期期间发生。然而，我的小小幼儿分析经验，却迫使我做出与她截然不同的结论。经过我的观察，当俄狄浦斯情结升高时，这些机制才会因情结的引发而启动。在此之前，它们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接下来的发展与反应，其实都只是一定型根基之上的上层架构而已。在某些时机，反向作用的过程会更为突显，而再一次地，当压力愈大，超我的运作就会更强而有力。

然而，这种种状况并非是幼年时代才会发生的特异现象。

安娜·弗洛伊德将在潜伏期中及青春期前出现的现象视为超我与反向作用之延展，事实上，那不过是面对外在世界的要求与压力所呈现的表象应付行为，与真正的超我发展毫无关系。当儿童长大一点后，他们（跟成人一样）便学习如何更熟练地掌握“双重道德符码”，不再像幼童般少不更事、一派天真无邪。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安娜·弗洛伊德针对儿童超我的依赖性质，以及其双重道德符码与羞耻及嫌恶感之间的关系，所归结出的论点。

在书中第45页，安娜·弗洛伊德力陈儿童与成人不同之处在于：当儿童的本能倾向被带入意识之中后，超我再也不应该为它们的走向负起完全的责任。因为她相信，此时获得放任的儿童，只能寻求“一条短捷且方便的路径——那就是直接的满足”。安娜·弗洛伊德不赞成——而且言之凿凿——应由负责训练儿童的人，来决定用何种方式将他们的本能力量从潜抑中解放出来。因此她认为唯一该做的，是分析师“在此一重要节点上指引儿童”，为此她亦举例说明了分析师进行教育指导的必要性。让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如果我对其理论主张的反对意见成立，它们定能通过实例的考验。

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一个她在书中数处谈及的案例：一名患有强迫式精神官能症的六岁女孩，这个孩子在接受治疗之前呈现抑制与强迫症状，后来则变得调皮、缺乏自制力。安娜·弗洛伊德便推断，此刻她应该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介入。她以为那个孩子的肛门冲动从潜抑中获得解放后，便在分析治疗之外径求满足，这表示她的方法错误，不该太过信赖幼童自我理想的力量。因此她觉得分析师应该对那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进行一点短暂的指导，否则将无法控制孩童独立的冲动。

厄娜是个非常难管教的小孩，处处展现不合群的倾向。她患有严重的失眠、强迫性自慰、学习抑制、高度忧郁、过度的烦躁与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病症。自她进行两年的分析治疗后，显然效果不差，目前她已在一所原则上仅招收“正常儿童”的学校就读一年多，接受生活的历练。不消说，身为一个严重的强迫式精神官能症患者，厄娜饱受过度的抑制与深切的自责所苦。她有着典型的人格分裂现象，不是“恶魔与天使”，就是“好公主与坏公主”之分。当然，分析治疗很自然地协助她释放出许多情绪及肛门施虐冲动等等。她在治疗时段里，发生过许多目不暇接的宣泄行径，譬如，对我房间里如抱枕之类的东西大发脾气；弄脏与破坏玩具；用水、黏土、铅笔污损纸张等等。在整个过程中，小女孩的行为看起来似乎不受抑制的钳制，甚至十分乐在其中。但我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肛门固着中被抑制的满足，里头必有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在运作着。小女孩绝对不若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快乐”，就像安娜·弗洛伊德对她举出的案例所做的推断一样。在厄娜“缺乏自制力”的行为背后，极可能是焦虑与对惩罚的需求，迫使她不断重复上述行为。而显然地，这也是源自她在经历如厕训练时就已产生的愤恨与违抗心理。当我们将这些早期固着行为的分析与俄狄浦斯情结发展及罪疚感加以连结后，情况便完全改变。

如果我们再来检视为何安娜·弗洛伊德会认为必须引用教育方法来取代分析方法，我们会发现小病人自己便已提供了不少精确的信息。在安娜·弗洛伊德明确地告知病童（第25页），人们只有对讨厌的人才会那么恶劣之后，小女孩却回问“为何对她亲爱的妈妈也会有这般的恨意”。这个问题问得恰到好处，也显现出某些强迫症类型的小病人，对分析治疗本质具有充分的了解。该问题指出了分析治疗本该进行的方向，也就是更深一层地探索。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却摒弃这条道路，并说：“对此我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讯息，因为这已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之后反倒是这个小病人自己尝试找出能引领他们更往前一步的方法。她不断重复一个已经描述过的梦境，其意涵在于责怪母亲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不见人影。几天后，她又做了另一个梦，明显地反映出她对弟弟妹妹的嫉妒心理。

就在应该对小女孩对母亲的恨意进行分析的节点上，也就是说，当整个俄狄浦斯情境最需要清除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突然喊卡，停止再将分析工作向前推进。我们看到，虽然她确实将部分的肛门施虐冲动解放而出，让它们得以宣泄，但却未循序将这些冲动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进行连结。相反地，她仅将她的调查框限于肤浅的意识或前意识的层次，就像我们可从她书中看到的，对小女孩从嫉妒弟妹到对他们的潜意识诅咒，她似乎亦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揣测。安娜·弗洛伊德的这项做法，应该也会同样运用在处理小女孩诅咒母亲的态度上。甚至在此之前，她一定也未分析小女孩对于母亲的敌对态度，否则病人跟分析师应该早就对孩子的怨母之因略有所知。

在书中第四章，安娜·弗洛伊德借此案例说明：分析师应适时地以教育者身份介入的必要性，显然她已注意到我刚才讨论的分析治疗中的转折点。但我的看法如下：小女孩对自己的肛门施虐冲动已略有所觉，但却无缘受惠于更进一步的俄狄浦斯情境分析，以获得更广泛而深切的解脱。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引导她忍痛掌控自潜抑释放出来的冲动。更需要做的，其实是对这些冲动背后的动力，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安娜·弗洛伊德所举的其他病例上。她曾好几次提过关于病人手淫的自剖，其中一名九岁小女孩所做的两个梦（第20页）不但令我觉得涵义深远，而且非常重要。我认为她对火的惧怕，以及关于喷水器因为她的错而爆裂，使她因此受罚的梦，很清楚地说明了她曾目睹双亲交媾的经验。同样的征象在第二个梦中亦十分明显，例如“有两块不同颜色的砖头”和一栋“就快着火”的房子。根据我的儿童分析经验，这些几乎都可以说是原初场景的反映。就这名小女孩所做的关于火的梦而言，情况正是如此；而在她画出怪物“啮咬鬼”（安娜·弗洛伊德在第23页曾提到）与巫婆扯掉巨人头发的两幅图中，亦有类似的意涵。安娜·弗洛伊德将这两幅画诠释为孩童的阉割焦虑与自慰的征象，的确一点也没错。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那位阉割巨人的巫婆以及那头“啮咬鬼”怪物，代表着双亲的交媾行为在孩子眼中是一种阉割的施虐动作；甚至，当她有此印象，她便会萌生对抗父母的施虐欲望（如梦中因她而爆裂的喷水器）。此外，她的自慰与上述现象不无关联，待与俄狄浦斯情结连结之后，罪疚感将会伴随而生，重复的冲动与部分的固着亦会同时卷入。

安娜·弗洛伊德的诠释到底忽略了什么？她所遗漏的是所有可能导入深一层俄狄浦斯情境的线索。这意味她刻意不去谈论引发罪疚感与固着现象的深层因素，因而无法减轻固着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与先前那个强迫式精神官能症小个案相同的结论：假如安娜·弗洛伊德愿意对本能的冲动进行较彻底的分析，她就没有必要再去教导小孩做自我控制，而且分析治疗也会较为完备。我们知道，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问题，因此，假使分析治疗不愿去碰触这个情结，那么精神官能症并不能获得解决。

既然分析治疗应该是要义无反顾地探查孩童与父母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那么安娜·弗洛伊德不愿意进行彻底分析的原因何在？针对书中的几个段落，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批判，现在就让我们加以总结，并思考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