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帮工性格直率,就像他的名字亚普。大大的双手,方方的脸庞,短短的金发,鹰钩鼻,有一颗门牙断了,很是健壮。我总觉得他很老了——我和亨克五岁的时候他就来为父亲干活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肯定有三十岁左右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算是老了,要是在现在,还算年轻。
亨克和丽特做了那件事(我在门外观看)。六个多月了,亨克一直不让我进他的卧室。我不讨父亲的喜爱(尤其是现在,我成了落单的一个,而且不久就要去阿姆斯特丹学习“高深的词语”)。母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之间还未结成同盟,她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八月份,天气依旧温暖,金黄色的阳光普照大地,是穿短裤的天气,而我的半个身子都是凉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就像一头牛、一只羊、耙子或鸡舍一样,亚普总在那里,他已经成为农场的一部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总会喊,“嗨,孩子们。”除了滑冰,我们撞见他的时候总是在一起,或许因为我们是农场主的儿子,也或许是因为他不是真的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他总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很少到房子里来,他在帮工住的小屋里喝咖啡吃饭,来的时候他就单身一人,到后来一直如此。起初,亲戚们有时会来看看他,后来也不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房间的地上。因为那动作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迟迟无法入睡,于是便想起了父亲与帮工间之前的那件事。那时,我才意识到亨克当时并不在场,只有父亲、农场帮工和我。躺在窗下,那黑洞洞的锁眼依旧在我眼皮底下晃动,我终于明白了农场帮工为什么总是朝我看:站在父亲身后的就我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亚普的那间小屋,他一直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到那里去的理由,只是觉得我必须去。一个不是周末的傍晚,我去了。
他打开前门。“嗨,赫尔默!”他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每天都会光顾似的。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上面的几颗纽扣没有扣,露出黝黑的胳膊。父亲通知他已足足四个月了。他一眼就认出是我,我也一点都不感惊讶。我很高兴,亨克绝不会来敲他的门。他穿过小小的门厅来到小小的起居室,我关上前门,起居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是用一根长木板条撑开的,厅中间的茶几上有一堆书,烟灰缸上的一支手工卷烟还在冒烟,边上是一个几乎空的烟袋,我看到上面写着凡·尼尔(1),是烈度中等的卷烟,烟袋边是一包马斯科特卷烟纸,一台大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椅子,我坐下来,擦擦前额。
“天热,”他说。
“是的,”我答。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骑车过去了。
“要不要喝一杯?”
“当然。”
“来瓶啤酒?我要来瓶啤酒。”
“可以。”
他站起身,从厨房的一个橱柜里拿来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到我手里,然后又坐了下来。他没有冰箱,但啤酒比我想象的冰多了。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扶手上,双腿夹着那瓶啤酒。几个星期没碰粪肥、油腻的牛皮、柴油和泥土之后,这个农场帮工身上还是很干净的。手工卷制的烟继续在燃烧。
“你在哪里游泳?”他问。
“厄伊特丹附近,”我说。
“我在风暴天堂游泳。”
“风暴天堂?”
“就在堤坝往马尔肯方向去的入口处。”
“哦,是那里。”我呷了一口啤酒,又擦了擦前额。之前他并没有教我游泳,我盯着那堆书,假装在看书脊上的书名,心里却想着,游泳一事,他会如何处理。
他在沙发上不停地动着,原先放在扶手上的那只胳膊现在也放到了腿上,两手松松地握着那瓶啤酒。“怎么啦?”他问,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嘴唇在动,露出不整齐的门牙。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直盯着那些书。
“是因为你的弟弟吗?”
我点点头,咽了咽口水。
“还有那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