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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 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

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

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的坐标。

玩水的孩子

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

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

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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