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宋之清还叫自己‘大当家的’,梁纲不以为意,在西天大乘教看来自己应该还是一绺子土匪而已,只不过是绺子大些,武力强些。至于所谓的红巾军和将军称号,纯粹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当不得真。
“为了这些个东西,我可是费了不少工夫,教主的这一礼,梁某就生受下了。”没有躲开避开,梁纲安安的受了这一礼,可是嘴上说的话却让宋之清一点都不会感觉着他在托大。
“那里那里,应该的,应该的。”宋之清也没半点别的意思,看着那些宝贝书他都爱死了,怎会生出介意来?
作为一教之主,宋之清才华能力还是有的,梁纲的这份年礼会起到什么作用、能引来多大的风bō、对自己教派又有多大的好处,他心里面谁还没个具体的概念却是明白益处多多的。
“不知道教主打算如何处置这几本书啊?”又絮叨了一阵子,梁纲再度把话题往目的上引导来。
宋之清张开就想说,但是话到了嘴边他眼珠子一转望了望梁纲就又给吞了下去。向梁纲拱手说道:“之清初见欣喜若狂,但毕竟是时短,心中不过是出了一层朦念,漏洞还甚多,不说也罢。倒是想听听大当家的何有建议?”他脑子却是反应了过来,眼前的梁纲主动去寻这些书,又巴巴的给自己送来,那他心中肯定是早有的盘算计较,与其自己说出那些浅见惹人笑,倒不如让他来开口。
一年多的交往下来,宋之清是知道梁纲心思慎密的,他的建议必然可用。
梁纲也不推却,宋之清不说也好,还省得自己去补漏,平白的让他尴尬。清了清嗓子,梁纲道了出自己的想法……
他这建议也不是多出众,就是紧扣着‘**’三字。西天大乘教可以将这些书翻印上几千本上万本,然后悄悄散运到全国各地,不管是他们所能触及到的地方,还是他们无法触及到的地方,反正是全都运过去。
这些书的作用就是拿来陷害各地的读书人的。
不是给寻常百姓看的,他们看了也看不懂,更不可能摆在大街小巷贩卖,因为全都是满清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陷害”各地的读书人,每一套书籍用绳子一扎在晚上隔着门墙一扔了事。虽然绝大部分的书籍被主人“当即烧毁,可世上总是有一部分另类,而且也没有不透风的墙。
《扬州十日记》、《扬州城守纪略》、《嘉定乙酉纪事》这些书在满清早期还是流传颇广的,不过是随着三藩平定,郑家投降,满清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渐渐的稳固下来,这些书籍就成了明令禁止的**,一经查抄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慢慢地也就消失了。
但是他们的名字肯定还有一些读书人知晓,知名度上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没见过,可是听说过,而在得到从天而降的一摞书后,即便心中出奇的害怕,可是出于好奇翻看上几眼并不出奇,说不定还真会有那么几个人sī下里藏了起来的。
河北的八卦教、山东的清水教、河南的三阳教到东南的天地会、小刀会等等,这些教会全都是西天大乘教的无形盟军,这方面让他们帮一把绝不成问题。
而一切布置完之后,在某个地方(别是襄阳)挑起一个事,将这几本书的影子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再传出些消息……转眼间再一场书案就会爆发出来。
满清王朝即便是以满人为主,可汉人的力量也不能小视,尤其是在地方上的汉人力量,它们依旧是把持着主导地位。
封建主义是以什么为基础的?王朝的统治又是以什么为根基的?读书人在其中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谁都心知肚明。
如果在大起义前夕,乾隆老儿自己主动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并且还是落在读书人头上的腥风血雨(**就是以读书人为主导的吧?),那对于全国的局势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这算不算是满清自己自掘根基?
而在大起义之后的人心、士林对起义的促进和催进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将自己的所有想法一一道出,梁纲靠在了椅子上,端起未喝完的茶盏再次送到了嘴边。两眼还在紧紧注视着宋之清的表情变化……
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这个计划会玩不成,因为清朝的**,尤其是乾隆年前的**依然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康熙中期还是到乾隆年结束,这一百年中,**的频频爆发,堪称是中华文化的又一大浩劫年代。多少前人的心血被付之一炬,简直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的一拼,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前后三代皇帝中,雍正的名声最差(事实上撇开他满人的身份,单从一个皇帝的角度来看,雍正还是tǐng让人佩服的),提起他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酷厉,接下去就是冷峻、强硬等等,反正是找不到一丝的温和。
但是康熙和乾隆的名声好上了许多,后世一些人把康熙捧成了‘千古一帝’,给乾隆也擦上了不知多少层的粉,尤其是后者……影视形象简直是无语。
但是这都不能磨灭掉一个事实,那就是一贯给人温和风流、风雅翩翩之印象的乾隆帝才是将**这一‘造成社会恐怖,禁锢思想,摧残人才’极道不文明现象,带到顶峰,发展到空前绝后这一地步的人。
乾隆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年羹尧亲信)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隆科多案)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还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此案前后一年多时间,多涉及封疆大吏,前后牵扯进了十八个省,受难人数不可计数。(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认为原因是因为之前自己的“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所以此后乾隆帝决定改变“fù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续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再次bō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完成了查办**、彻底摧残中华精神文化的千古创举。
所以在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达到历史巅峰,在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四十多年日子里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死刑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在乾隆朝中后期是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已然荒唐到了极点。
这般的情况下,梁纲自然能完全笃定自己的计划会万无一失了。只要那些个**一共开lù面,官府、衙役就会像疯狗一般扑上去,细细的嗅闻着一切气味,不会放过一点的蛛丝马迹。(发大财得上风青睐的好机会)
而且有了海成(注释1)的前车之鉴在目,相信满清的官吏也不会再重蹈覆辙。判案定罪的时候肯定会全往重里定,死人很简单,抄家灭族也很寻常。全国各地的书案同时爆发,等到消息都传到北京的时候,就算是乾隆他们看出了不对也晚了。风浪已然掀了起来,又如何能轻易地把它压服下去?
ps:注释1——王锡侯的《字贯》案。乾隆重惩王锡候——15岁以上子孙7人成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它人统统“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他认为,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只将王锡候“革去举人审似”),判以斩刑,缓期执行。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也因为都看过《字贯》一书,却没有能检出悖逆重情而革职等,上上下下牵连近百人。那些官真是悲催!
四库全书——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搞的很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
**——清代**是五huā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mí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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