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间办公室,不太小也不太大,给人一种整洁专业的感觉。一只带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摆着沉甸甸的书本;一只挂在墙上的急救箱;一个白色搪瓷与玻璃材质的消毒柜,里面有许多正在处理的皮下注射针头和注射器;一张又宽又扁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张吸墨纸、一把青铜裁纸刀、一套笔具、一本记事簿,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如果不算一个男人的两只胳膊肘的话。此人正坐在那里沉思,脸埋在手掌中。
透过那几根张开的蜡黄色手指,我能看到他的头发,颜色像潮湿的棕色砂砾,顺滑得仿佛是画在头颅上的。我又向前走了三步,他的目光一定越过了桌子,看到了我脚上的鞋子在逼近。他的头抬了起来,眼睛看着我。无色凹陷的眼珠,嵌在一张羊皮纸一般的脸上。他松开手,慢慢地向后靠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接着他两手一摊,做了一个半似无助半似责备的手势,等到它们重新落下时,其中一只已经离桌子的一角非常近了。
我又上前两步,向他亮出了大头棒。可他的食指依然在朝桌角挪去。
“警报器,”我说,“今晚帮不上你的忙。我把你的猛男手下送进了梦乡。”
他的眼睛里此刻满是困倦。“你病得很厉害,先生。你是个重病号。我不建议你现在就起床走动。”
我说了声:“右手。”大头棒随即啪的一声落在他右手边上。那只手蜷了起来,就像一条受伤的蛇。
我绕过桌子,一面咧着嘴笑,尽管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东西。他肯定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枪。他们总是在抽屉里放把枪,然后拿枪的时候永远迟了一步,或者根本连枪都摸不到。我掏出了那把枪。一把点三八的自动手枪,标准型号,不如我的枪好,不过我可以用它里面的子弹。抽屉里似乎没有其他东西了。我开始卸他这把枪里的弹匣。
他茫然地挪了挪身子,那双凹陷的眼睛依然满是忧伤。
“说不定你在地毯下面也藏了个警报器,”我说,“说不定连着你们老大在总部的办公室。别按。我接下来会做一小时的铁血硬汉。不管是谁,只要从那扇门里进来,就等于是进了棺材。”
“地毯下面没有警报器。”他说。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外国口音。
我卸下他的弹匣和我的空弹匣,将二者互换。我把他枪膛里的子弹退膛,然后放下那把枪。我给我的枪膛上了一颗子弹,回到桌子对面。
门上有一把弹簧锁。我向后退到门口,用力一推,把门关紧,听到门锁咔哒一声就位。门上还有一个门闩,也被我插上了。
我回到桌旁,坐进一把椅子。这消耗了我最后一丝气力。
“威士忌。”我说。
他的两只手开始四处乱摸。
“威士忌。”我说。
他走到药柜边上,拿出一个贴了绿印花税票的扁瓶和一只玻璃杯。
“两杯,”我说,“我之前尝过你的威士忌。它差点儿没把我送到圣卡塔利娜岛上去。”
他拿出两只小玻璃杯,撕开封条,满满地倒了两杯。
“你先请。”我说。
他淡淡一笑,举起一只杯子。
“为你的健康干杯,先生——不论它现在是何等凋零。”他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我伸手抓起酒瓶,放在身边,等着暖流涌上心窝。我的心脏开始怦怦乱跳,但至少它又回到了我的胸膛里,而不是悬在一根鞋带上。
“我做了个噩梦,”我说,“一通胡思乱想。我梦见自己被绑在一张小床上,关在一间门窗封死的屋子里,身体里被人注满了麻药。我非常虚弱。我昏睡着。我没东西吃。我是个病人。我让人敲了脑袋,被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那儿他们对我干了这些事情。他们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没那么重要。”
他一言不发。他观察着我。他的眼睛里隐约有一种揣测的神色,仿佛他是在想我还能活多久。
“我醒过来的时候,房间里全是烟雾,”我说,“但那只是幻觉——视神经炎,或者你们这行发明的其他什么叫法。但我看到的不是粉红的蛇,而是烟。于是我大喊了一声,一个穿白上衣的猛男走了进来,朝我亮了亮大头棒。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准备好从他手里夺走棒子。我拿了他的钥匙和我的衣服,甚至从他口袋里拿回了我的钱。然后我就上这儿来了。病也全好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没有发表评论。”他说。
“但评论要求你发表它们。”我说。“它们伸着舌头,等着你把它们说出口呢。这件东西——”我轻轻地挥了挥大头棒,“很有说服力。我不得不问一个人借用一下。”
“请现在就把它给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丝微笑——你会爱上这微笑的。它就像刽子手来到你的牢房前打量你时的微笑——此刻他正在脑子里测算该用多长的绳子绞死你。它同时带着一点友好,一点父爱,一点谨慎。你会爱上它的——假使你有法子活到爱意绽放的那一天。
我把大头棒放进他的手掌——他的左掌。
“接下来请交出枪,”他轻声说,“你病得很厉害,马洛先生。我想我不得不坚持要求你回到床上。”
我瞪着他。
“我是索德伯格大夫,”他说,“我可不会允许你胡闹。”
他把大头棒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的微笑僵硬得就像一条冷冻的鱼。他纤长的手指颤动着,就像濒死的蝴蝶。
“请交出枪,”他轻声说,“我强烈建议——”
“现在几点了,典狱长?”
他看上去稍稍有些吃惊。我这时戴着手表,但发条已经松了。
“将近午夜。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