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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2（第2页）

驺衍的地理学虽是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

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虽是悬空理想，但很可表示当时理想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十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如下：

驺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看上篇第三章）。287所谓法家

一、论“法家”之名。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读了上章的人当知道慎到属于老子、杨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又当知道孔于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中国法理学当西历前三世纪时，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占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讲，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双书？艺文志》所谓“法家”。

二、所谓“法家”的人物及其书。

（一）管仲与《管子》？？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说详第一篇）。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世纪史料的参考。

（二）申不害与《申子》？？申不害曾作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当西历前358至333年。大概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个大政治家。（《韩非子》屡称申子。《荀子？解蔽篇》也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韩非子？定法篇》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又说：“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顾千里校疑当作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依此看来，申不害虽是一个有手段（所谓术也）的政治家，却不是主张法治主义的288人。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诸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与《商君书》？？卫人公孙鞅于西历前361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轩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与此互相印证）。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韩非子？定法篇》）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故他立法：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篇》）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删。”（新序）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今世所传《商君书》24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如《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死在西历前296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谥法呢？《徕民》

篇又称“长平之胜”，此事在前260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书中又屡称秦王。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投有法理学的书。以上三种都是很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

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才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说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289（四）慎到与《慎子》？。见上章。

（五）尹文与《尹文子》。见上章（《汉书？艺文志》尹文在“名家”是错的）。

（六）尸佼与《尸子》。尸佼，楚人（据《史记？孟荀列传》及《集解》

引刘向《别录》。班固以佼为鲁人，鲁灭于楚，鲁亦楚也。或作晋人，非）。古说相传，尸佼曾为商君之客；商君死，尸佼逃入蜀（《汉书？艺文志》）。《尸子》书二十卷，向来列在“杂家”。今原书已亡，但有从各书里辑成的《尸子》两种（一为孙星衍的，一为汪继培的。汪辑最好）。据这些引语看来，尸佼是一个儒家的后辈，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故我把他排在这里。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

（七）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受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见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按《史记》所说。李斯劝秦王急攻韩欲得韩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举荐韩非，何以后来又害杀他。大概韩王遣韩非入秦说秦王存韩，是事实。但秦攻韩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入送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韩非遂死狱中，时为西历前233年。

《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也有55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第六篇《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290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

决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

《显学》？？《五蠢》？？《定法》？？《难势》

《诡使》？？《六反》？？《问辩》

此外如《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举《庄子？渔父》、《盗跖》诸篇，皆为伪作无疑）。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大概《解老》、《喻老》诸篇，另是一人所作。《主道》、《扬榷》（今作扬权，此从顾千里校）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外储？说左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取。其余的更不可深信了。

三、法。按《说文》：“，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

法，今文省。佱，古文。”据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古时有两个法字。一个作“亼”，从亼从正，是模范之法。一个作“廌”，《说文》云：“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是刑罚之法。这两个意义都很古，比较看来，似乎模范的“佱”更古。《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惟作五虐之，曰法。”如此说可信，是罚刑的“小廌”字乃是后来才从苗民输入中国本部的。廌字从廌从去，用廌兽断狱，大似初民状态，或本是苗民的风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起初多含模范之义。《易？蒙》初六云：“发蒙利用人，用说。（句）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人，以正法也。”此明说“用人”即是“用正法”。“”是范，“法”是模范，“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说桎梏以往”六字连读，把言说的说解作脱字，便错了。又《系辞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291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字正作模范解。（孔颖达《正义》：“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又如《墨子？法仪篇》云：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

这是标准模范的“法”（参看《天志》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后辈，“法”字的意义讲得更明白了。《墨辩？经上》说：

法，所若而然也（看第八篇第二章论“法”的观念）。佴，所然也。《经说》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尔雅？释言》云：“贰也。”郭注：“佴次为副贰。”《周礼》：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郑注：“贰，副也。”我们叫钞本做“副本”，即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