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格里森推开曼哈顿第13分局的大门,他没有理会繁忙的接待区来来往往的人,直接朝办公桌后面的警司走去。
“我叫托比·格里森,”他怯生生地介绍自己,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却不带一丝胆怯:“我女儿失踪了,我想她的失踪跟某个著名的室内设计师有关。”
警司看着他。“你女儿多大了?”
“上个月30岁。”
警司松了一口气,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害怕又是这样的案子:离家出走的少女,可能被拉皮条的拐走了,结果不是做了妓女就是永远消失。“格里森先生,你请坐,我去找名警探来帮你录口供。”
靠近办公桌附近的地方有几条长凳。托比手里拿着羊毛帽,腋下夹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坐在其中一条长凳上,毫不在乎地看着穿制服的警察在大楼里进进出出,有时候还跟着一些戴手铐的人。
15分钟后,一位身材魁梧,年龄在35岁左右,头发稀疏金黄,举止文静的男子走近托比。“格里森先生,我是瓦利·约翰森警探。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请你跟我到我的办公桌去,我们谈谈。”
托比·格里森顺从地起身。“我习惯等,”他说,“好像我这一生不是在等这个就是等那个。”
“我想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瓦利·约翰森认同他的说法,“这边走。”
这位警探的办公桌在其中一个凌乱的大房间里。大多数办公桌都是空的,但散落在上面的档案表示不在的人都在紧张办案。
“我们挺幸运的,”约翰森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拉出一把椅子的时候说,“我升职了,这个办公桌不仅挨着有风景的窗户,而且是整个分局较安静的地方之一。”
托比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出这番话来:“约翰森警探,我真的不在意你喜不喜欢你坐的地方。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女儿失踪了,她要么是出了什么事,要么是遇上了什么麻烦,必须躲起来。”
“你能解释一下吗,格里森先生?”
现在,他已经去过巴特莱·朗奇的办公室,跟格洛瑞当初失踪时跟她住在一起的两个年轻的室友聊过,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但托比感觉没办法再把整个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绝对不行,他跟自己说。如果我不能让这位警探相信我说的话,他就会赶我走的。
“我女儿的真名叫玛格丽特·格里森,”他说,“我总是叫她格洛瑞,因为她小时长得非常漂亮,如果你能明白我说什么的话。她18岁的时候离开得克萨斯来到纽约,想成为一名演员。高中那会儿,她在学校的高年级表演中赢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不是吧,约翰森想,那得有多少在学校的表演中获得最佳女演员的孩子跑到纽约来?还说这是她们的“梦想之地”呢。他必须努力才能集中精神去听格里森的话,说他的女儿叫什么布列塔尼·拉·蒙特,说她人有多好,说她有多漂亮,甚至有人叫她去拍色情电影,但她根本没碰这些玩意,还说她如何开始从事美容这一行的,因为这样她就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甚至在他生日或圣诞节的时候会给他寄些小礼物来,还有……
现在轮到约翰森打断他的话了,“你说她是12年前到纽约的。自那时起,你见过她几次?”
“5次。而且非常有规律。格洛瑞每隔一年都会陪我过圣诞节。不过差不多两年前,快到6月的时候,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来年的圣诞节不会回来了,说她正在做一份高度机密的新工作,但也会赚很多钱。我问她是不是被什么人包养了,她说‘不是的,爸爸,不是这样的,我向你保证’。”
他相信了,瓦利·约翰森同情地想。
“她说她的这份工作有预付款,25000美元。几乎全都给了我。你能想象吗?因为她不能和我联系,她想确保我不会缺钱。我想也许她在为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做事吧。”
更大的可能性是玛格丽特·格洛瑞·布列塔尼给自己找了个亿万富翁,约翰森警探想。
“我最后一次收到她的消息是半年前,当时我收到她从纽约寄来的明信片,说她的工作比预想的要长,还说她担心我,想我,”格里森继续说,“所以我才来纽约。我从我的医生那里收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而且我现在有种感觉,也许有人将格洛瑞关在某个地方。我见过她的室友,她们告诉我说一个大设计师用花言巧语欺骗她,说他可以介绍戏剧界的人给她认识,让她成为明星。他让她周末的时候去他在康涅狄格的别墅,说她可以在那见到重要的人。”
“那个设计师叫什么名字,格里森先生?”
“巴特莱·朗奇。他在公园大道有间漂亮的办公室。”
“你找他谈过吗?”
“他跟我说的话同格洛瑞说的基本上差不多,说他展览自己的装修作品时请她来做过模特,并且说他介绍过一些戏剧界的大腕给她。但那些人都跟他说格洛瑞不行,最后他就不能让她再纠缠他们了。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可能就是这样吧,瓦利·约翰森想。这事很正常。那人先是给她幻想,然后抛弃她,对她感到厌烦,告诉她下周末不必再去他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