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
演出结束后,静宜陪我走出剧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叔叔说,你大四就到省建设厅实习吧,其他他们会安排。”说完自己脸红了。
我还是料想不到自己也会这么不自在,仓促地回复:“这个还不着急,再考虑吧。”匆匆地告别。
从剧院回学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车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穿着正式的礼服、皮鞋,边走边像个小男孩般粗鲁地抹着眼泪。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么了?”
厚朴转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声哭了。原来厚朴也被拉来看演出见长辈,此前,王子怡还特意交代,父亲对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现,但是当厚朴一身笔挺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候,王子怡却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围一样笔挺的人,大声地问:“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显得这么可笑?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还为你这么搞笑的人和父亲闹得这么不愉快?”王子怡让厚朴离开剧院。厚朴知道,这是分手。
那个晚上,我没安慰厚朴。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王子怡已经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个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恋人其实是叛逆。
静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时候,我当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说了。他们当然乐于赞成,特别在看过静宜的照片后。
我却还在犹豫。
再过几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这一选择就真是一辈子了:我到底会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开学前两天,我去银行把所有钱汇总到一张卡,看了下总额:刨去要交的大四学费,还剩下一万二。
一万二够我赌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开学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为的是要约静宜。事实上我还没有决定,我想犹豫到和她见面时,再下这个决心。
静宜是个聪明的女孩,显然也明白我约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对我说,不如你骑车带我到海滨公园走走。到了海滨公园的那座风景很好的桥上,她拿出我写的几首诗,开始念。
天气很好,景色很好,风很好。她确保一切都很好,才转过头问我,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看着她,内心却涌起一种负罪感和恶心,我知道,那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厌恶那个精明计算的我,我厌恶那个做了精明计算又不愿执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开口说的,是伤害这个无辜女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