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读史读到的蛛丝马迹在王战心中闪现,与现实映照,虽然可能更偏于心证而非实证,但还是极大地坚定了王战暂时留下魏忠贤的决心。
这个决心,首先是出于大曌现实,而非彼世史书。
彼世东林对史书中大明的衰颓所负有的极大责任,不过是给此时的王战提供了一面更清晰的镜子罢了。
王战觉得,就算东林党不是故意,道德上没有露出瑕疵,但在沈阳、辽阳直至广宁兵败这一系列事情上,东林以及非东林诸朋党在国家大事上体现出的朋党优先、治国无能是确凿无疑的,对现在自身所处的大曌的危局是负有巨大责任的。
广宁兵败以及兵败之后的一系列举动便是最直接的体现,直接导致了熊廷弼这个少有的边事能臣被杀。
党同伐异式的撕咬,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置边事能臣于死地。
国家百姓的利益,时时被他们放在嘴上,却丝毫没有被他们放在心上。
大曌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外战能臣熊廷弼被刑部主事张时雍监斩于京城西市西四牌楼之下!
而一同被判死刑的广宁主官,巡抚王化贞,到现在居然还活着。
更可笑的是,熊廷弼拿问下狱之后,“自己”的老师、东林党大佬、一代名臣孙承宗负责辽地军事,采取的策略更类似于熊廷弼,却绝不类王化贞。
天启二年,十六岁的“自己”大怒——看到王纪、邹元标、周应秋对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判词之后,觉得王化贞虽然无能,但对自己还是赤胆忠心的;熊廷弼虽然雄才大略,却是仗恃着自己的雄才大略恃才斗气,因一己之私而亟亟于私怨、怠惰于皇命,导致辽西连一座城池都没剩下,实在是有负自己的信任与恩遇。恃才忘恩,因私废公,比无能的王化贞更该死。
王战再次用心回想,细细体会当时脑海中的怒意——怒意来源无误。
然后,怒意在天启五年八月达到顶点——在看到了冯铨献上的《辽东传》、听到了冯铨对《辽东传》的解读之后。
八月二十八,熊廷弼被斩首。
。。。。。。
史实现实,交织映照。
显然,在巨型皇帝的暗影下,天启并没有无限的权力,更没有充足的信息,听到看到的,都是文官集团让他听到看到的,决策的正确性、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以为都是乾纲独断的决策,其实一喜一怒可能都在他人算中!
王战知道自己现在的判断也未必就准确,终究局限于有限的信息,未必准确,熊廷弼未必就是超级大能。
而且王战也相信,辽东之事根本不像某些御史说的“今日之事,尽在经臣生死以之”——一个大国到了这等地步,哪是一个经略大臣一人一事造成的?那是百年来百官齐腐造成的。怎么可能某个人就能力挽狂澜?
想要力挽狂澜,只能是整个朝廷的官员、不纳税赋的特权阶层都得到改造,最伤害民心、最伤害国势的特权彻底被消除,那才能实现民心的凝聚,进而实现国力的进步,实现军伍士气的高涨、粮饷军械的充足、训练的有素而取得胜利----所以现实就是,就算熊廷弼没死,也顶多是守成而无法反攻,至少是反攻难度极大,也就无法避免被批评“具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
“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饷银当然不少,但也要看这饷银装到了谁的口袋里,否则,八千万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让特权权贵、贪官污吏的富贵更上层楼罢了,不过是让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
换成谁,都无法避免被这样批评。贪婪的特权阶层如此,国事便只能如此,国势便只能也如此。
但就算熊廷弼不是能臣,只是一般,且放弃宁远之举真有赌气、真有对王化贞幸灾乐祸的成分,那至少在他熊廷弼被斩首的情况下,王化贞也不应该还活着——毕竟是掌握十三万大军的王化贞丧了广宁、弃城而逃——而且王化贞是和熊廷弼同时判的死罪。
广宁之败,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该死,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不该死且应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没有人敢说王化贞不该死。即使是在皇帝面前宣扬王化贞赤胆忠心的王纪、邹元标也不敢公然说王化贞不该死,只敢旁敲侧击地说王化贞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