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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革命（第1页）

受到殖民者压迫的人起而反抗、维护传统，但这不代表他们是保守分子。人类学家注意到，在殖民帝国统治下，人民反而更想发展新的、具挑衅意味的狂热宗教。我们应该把地方教派，如伏都教，当成新兴宗教，毕竟它混合了非洲与欧洲的宗教元素。许多类似的新兴宗教寿命不长，但多少都是要反对白人的统治。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传教士消灭了当地的宗教习俗，捣毁神殿，把小孩拉进教会学校。结果，当地人还是放弃教会，宁愿去参加“魔鬼仪式”，可想而知传教士们有多么失望。对此，人类学家大多认为，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被殖民者借由狂热的崇拜仪式，以逃避他们真实处境中的恐惧。因此，集体的狂热活动可说是一种逃避主义。

无论怎么解释，从欧洲人踏上新大陆之后，狂热的千禧年教派不断兴起，当中很多都延续到今日。在非洲，有些独立教会采纳了这种组织形式，和零星散布在美国的教派一样，结合了基督教与地方宗教元素。这些教堂经常由女性领导，“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唱反调，信徒穿戴着白色的披肩与头饰，在鼓声伴奏下，反复吟唱。他们还强调神灵的治疗力”。[64]

以狂热仪式回应白人的征服，这个全球性的现象遍及印尼、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北美和非洲。在北美，威斯康星州北方的梅诺米尼印第安人（Menomini）在1879年创造了“梦幻之舞”，其核心仪式便是围绕着一个象征圣灵的大鼓：“敲打的节奏渐渐加快，全场气氛达到最高潮，舞者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感觉所有人融为一体。”[65]1860年后，原住民还兴起“神鬼之舞”，从派尤特族（Pai-ute）开始，传到夏安（Cheyenne）、肖松尼族（Shoshone）、苏族（Sioux）等部落。在这种舞蹈仪式中，核心的活动是引导众人进入出神状态：

神鬼之舞的参与者，不论男女，都会彩绘自己的身体，上头的花纹代表他们接收到的神秘讯息。众人围着一个圈圈，双手手臂靠在左右两旁的肩膀上，一跳起舞来，节奏律动便会传到每位参与者的身上，仿佛所有人合为一体。随着舞蹈进行，个人的情绪马上传递到彼此身上，众人一起进入狂喜与出神的境界。这个舞蹈通常都在晚上举行。[66]

有些原住民发动更剧烈的革命。以毛利人（Maori）为例，在英国统治下，他们原本已改信基督教，但1864年，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吼吼教（Hau-hau）。英国的拓荒者原本打算从事农耕来赚钱，但土地上却住了毛利人。英国人很不满，决定用非基督徒的方式对付毛利人，把他们从村庄里赶走，上千人因此流落在外、饥饿而死。毛利人拿起武器反击白人，还集体脱离教会。他们一起投入新的吼吼教，它结合传统信仰与一些传教士的教诲，唱的歌曲则“掺杂着希伯来语、英语、德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同样地，它的核心仪式也是舞蹈。意大利的民族志学者维托里奥·兰泰尔纳里（VittorioLanternari）写道：“为了让参与的人达到狂热的状态，所以要一起跳舞。”[67]想入教的新人得先围在圣柱附近：

天气炎热，新人们非常紧张，信徒的喊叫声与舞者急切的步伐声反复回荡，他们渐渐被催眠了。众人抬起他们的身体，接着往空中抛去，直到他们失去意识。他们醒过来后，便有资格入教，立即加入打击英国人的行列。[68]

在那几十年中，许多人类学家和学者都不愿深入研究这些仪式，甚至对此感到厌恶。毕竟，跟传言不同，围成圈跳舞不能让人枪炮不侵，也不能使殖民者乖乖坐上船离开。从典型欧洲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恐怕都是心理疾病。[69]人类学家露西·梅尔（LucyMair）发现，千禧年的狂热教派的脑中充满“幻想”，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常见的症状。[70]兰泰尔纳里比较有同情心，但他也认为，被殖民者的狂热教派是“集体性的精神病”，是“逃避的工具”。[71]当代社会学家布莱恩·威尔逊（BryanWilson）讲得更不客气：

货物崇拜（CargoCults）等落后民族的行为，常伴随观察者所谓的歇斯底里与疯狂状态出现。无疑，某些环境可以引发这些反应，但我们无法说这些不是自发的举动……顺道一提，从社会学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唯一可以带来的救赎，是精神上的安慰。[72]

但需要心理学家来解释的，不是“落后民族”的仪式，而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欧洲传统论调。毕竟，对于中世纪的嘉年华暴徒来说，被殖民者叛逆的舞蹈仪式并不奇怪。附带一提，十六世纪德国的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本来能在明斯特街上得意洋洋地跳舞，后来却被“正宗的”新教徒制止。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西方人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有极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就跟十九世纪全球的被殖民者一样，认为革命是一种骤然巨变，从社会底层发起，目标是废除可恨的阶级，“把世界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后，欧洲专制君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机关，发动革命变成非常吃力的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同样地，任何人要发动战争，则需要有纪律的士兵与战前规划。

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到了近现代，革命要成功，起事者得具备精进、专注、自制等性格，就如加尔文不断灌输的教诲。一些西方成功的革命者显然就符合这些条件，比如先前提过的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他本身就是加尔文教徒，治军严格，一再地申斥士兵不可贪图玩乐。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deRobespierre）讨厌集会时没有秩序，尤其是吵吵闹闹的人群，但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在很难避免。[73]他的革命伙伴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deSaint-Just）说到，理想的革命家一定要符合清教徒的标准，“择善固执、体察人心、节俭单纯、重荣誉、保持清醒，不可感情用事”。[74]

加尔文式的革命精神强化了西方人对于被压迫者与被殖民者狂热仪式的厌恶。这当中还有许多面向。通过拘谨、强调军事化的西方革命精神，二十世纪中期几次反殖民运动因而成功。不过这种精神却可能使领导者走向独裁，他们害怕无秩序或非理性行为，一步一步成为暴君。我们可以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明狂热仪式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就功能上来说，这些仪式成功地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团结感受（许多文献都证明这一点），政治行动要有效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让众人团结一致。就算参加者怀抱的是“幻想”，或只是出于“狂热”，都能加强运动的效果。借由伏都附身仪式，农工与神合而为一，卖菜的女人另一个身份是女祭司，他们都是可怕的对手。

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查禁地方宗教，只是因为信徒的歇斯底里表现，或情绪太过激动。“神鬼之舞”对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的教义甚至包括“不得伤害任何人”、“不得打斗”等道德律令。[80]但显然地，美国政府不觉得这些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纷乱归咎于1890年苏族的反抗行动，当中还包括惨烈的膝伤河（WoundedKnee）大屠杀。这也难怪，一想到十九世纪末死去的印第安同胞即将归来，神鬼之舞的信徒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大军。

欧洲人四处打压狂热仪式，是出于非理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白人们真的感受到了威胁呢？在加勒比海，殖民政权始终厌恶非洲打击乐，他们似乎确实评估过，这种鼓可能会破坏治安。1884年，特立尼达的英国殖民政权下令禁止民众打鼓，还在报纸上提出警告：“文明人会因这不断重复的野蛮鼓声而躁动起来”。[81]但笔者推测，这番举动背后应该是有理性的军事考量，当局者禁止跳舞、狂热活动的同时，“一般聚会人数不可超过十人，更不可携带棍棒等武器聚众集会”。[82]在古巴，美国占领军在1902年禁止“来自非洲的打击乐器”，接着又把禁令扩大到“所有非裔古巴庆典的舞蹈”，因为“那是野蛮的象征，还会扰乱社会秩序”。[83]十八世纪中期，南科罗莱纳州政府禁止打鼓，是有其军事考量，因为奴隶会用鼓作为远距离的沟通工具。

在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与学科教养下，我们认为，全球各地反抗奴隶制度与殖民统治的舞蹈与宗教仪式是肤浅、毫无威胁的，也没有政治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提出批评呢？就算被压迫的人在狂热的宗教仪式中仅仅获得威尔逊所谓“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还是得承认，对于失去传统、土地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已经很难得。人类学家路易斯写道：“在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专为弱者而生的神秘力量。如果他们得不到土地，至少让他们有办法平衡不满，弥补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公平待遇。”[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