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楔子（第1页）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赫苏·尤尼斯，2003年于伦敦被自己的父亲谋杀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艾娃·阿诺德（著名摄影师）对玛丽莲·梦露的评价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她们中的一位——德国犹太裔女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广为人知，但对于公众而言却十分陌生。1940年至1942年间，她以超乎想象的高效完成了千余幅水粉画作。这些作品以空前的手法，将音乐与绘画完美结合。但更重要的，是萨洛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完全倾泻在这些作品里。而我在最开始记述的人物罗莎·卢森堡，同样也是位艺术家。她擅长绘画与创作诗歌，而她的政治演说和相关文本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于她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20世纪头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至于玛丽莲·梦露，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在我看来同样应当以一位完美演员的身份得到人们的瞩目和尊重。一颗如此璀璨的明星——她不仅仅承载了好莱坞的梦想，同时也代表了战后美国人对美好的诉求，但最终却以悲剧的方式香消玉殒。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有理由成为女权主义的开拓者，并不是因为她们将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而是由于我坚信，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20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而根据我最近的发现，她还是位狂热的“自行车骑士”（她的同伴通常是伊迪丝·卡维尔，一位护士兼社会学家。她们曾一道参加1902年在法国迪耶普举行的一次为期六天的骑行活动）。在1905年和稍后的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由于自己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决议不断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她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同僚们最坚定的批评者。于是以反对德皇以及反战等理由，她被人迫害，开始频繁遭受牢狱之灾，并最终于1919年，在自己所支持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政府追随者的一次谋杀。这些革命的镇压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个关键时刻：那些因为他人错误决定而折戟沙场、蒙受屈辱的士兵只能在此向使他们成为被害者的罪魁祸首——出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目的的罪恶战争投向匆匆一瞥，却无从讲出它的真实身份。而除了剥夺这些士兵的生命，这罪恶同样扼住了全世界工人的喉咙。“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接受野蛮剥削”是卢森堡的名言，而在她死后，野蛮剥削者们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庆祝。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的所作所为，则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当罗莎·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1898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对于自己的这位情人，罗莎·卢森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当她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本书的名字《黑暗时代的她们》（WomeninDarkTimes）正是源自后者的代表作《黑暗时代的人们》（MeninDarkTimes）。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那本书[1]里，她写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充分使用它”是当下女性权利者们眼中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信条。在最近的一次公共演讲中，女权主义专家玛丽·贝尔德也曾指出，对于那些在当下社会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常常是以高昂的代价，才拥有了“仍不划算”的微弱的话语权。而在父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通常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对于言语而言，它的作用在于可以使人的肉体存在得到升华和解放，可以诠释更多的意义——但当言语被女性利用时，这显然对既定的某种秩序或是约束构成了威胁，同时预示了某种“放肆”的可能。也正是基于此，罗莎·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党内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