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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同治三年（15）

湘军的大帅们通过历年征战，完全想通了财富不灭的原理。在他们眼里，战争不但没有带来贫穷，反而挖掘出了巨大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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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省，有山有水，百姓自古吃稻米，喝鱼汤，虽无富豪之家，也不至于饿死。这里的官府收不到多少赋税，一省的收入只比得上江浙的一个大郡。

但是，自从太平军兴起，湖南便成为清廷军饷的一个大源头。一开始靠的是捐输，平头百姓捐钱做官，来支助军队。后来采用了起始于扬州的厘金法来供给军饷，较之于依靠捐输，似乎是个更好的办法。

有人认为，捐输其实是个笨法子，流敝很大，伤风败俗。胡林翼说：“如今谋划军事的人，都喜欢谈论团练，说到军饷，则急于从捐输获得。因为这样能得到大笔的钱财，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取利。如果朝廷怀着无本取利的心思，则政事就会腐败，命令刚下，百姓便会暗中窥探。”

而且，捐输的获得并不容易。索求捐输，必然会避开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大义凛然，想要抑制豪强，摧毁官官相护的关系网，命令已故总督陶澍家带头捐献一万两银子，给乡人做个榜样。陶澍的儿子找巡抚告状，把家里的田产文券送给藩司，官员和读书人纷纷抗议，曾国藩不得不作罢。

后来，湖南布政使李榕提倡大户领先捐米，当时曾国荃号称拥有一百顷田地，按照法律，属于上等人家，当在应捐献之列。可是李榕无法过问这件事。而他作为首倡者，立刻成为权贵们的眼中钉，京城的流言终于毁掉了这个官员。

这样一来，捐输的实行，会使好心人受到盘剥，却肥了不肖之徒。实行的时间长了，剥光了好心人的银子，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总计全国每年得到的银子不过二十万两。清廷发现这个办法为害政治，于是宣布停止。

然而，自从1851年以来，盛衰相参，民间捐输的银子，总计也有了一千万两。因捐输得官的人其实并不多，比军功保荐的还少了十分之三，而他们的才智、为官之道或许还强过正途得官的牧令太守。所以说，捐输为害政治不假，却未必给吏治带来了什么混乱。

雷以諴在扬州用了钱江的计谋，上奏确定商税和关税的税率，本钱一千而取三十，也就是按本金的百分之三收取。向店铺收税，则是按收入的百分之一收取。厘金的意思是每金取一厘。

扬州虽然是厘金的发源地，但是实行最得力的地方，却是湖南和湖北。后来东南各省纷纷仿效，军饷缺乏不找农民要，对农民宽松，对商人严格，对内宽松，对外宰割。

曾国藩率部于1854年底攻克武昌，攻打九江，便命令胡大任、何玉棻和孙谋在汉口办理厘金。百姓向总督杨霈告状，杨霈下令逮捕胡大任等人。胡大任是礼部主事，好歹有些来头，曾国藩也行文给杨霈，为胡大任争辩。杨霈不得已，便把过错推到藩司头上。

不久，太平军又攻占了武昌和汉口，厘局便在湖南兴起。郭崑焘特别喜欢谈论厘金，倡议起用士人，派他的弟弟郭崙焘辅佐总局，而府县厘局任职的人都是诸生，容易与商人相处。院司虽然也担任委员，不过是挂个空衔而已。后来，官员们略为资助一些薪饷，再后来，陆增祥总管省局，才把权力交给官员，诸生们也都因保荐而得到官职，一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整齐，簿册井井有条，下级服从上级，但税收却越来越少。

布政使吴元柄和涂宗瀛削减办公经费，灯油和茶叶，令他们自行解决，每年也能省下一千多两银子。然而湖南的厘税，起初每年能收一百三十万两，到了陆增祥和吴元炳时，每年只有一万两。

江西物资丰饶，面积广阔，起初湘军靠着江西供饷，而后来这个省多次受到战火摧残，不能长期供饷。湖南的军需得到充实，是从湖北开始的，后来打开了上海这扇门，都是靠厘税供给，这就是吃军队所在地的租税。

湖北有四川这个近邻，得天独厚，多数厘税都是从川盐而得。在和平时期，淮引正课不超过三十万两银子，还天天抱怨盐税太重，拖欠的税收年年积累。太平军占领江南以后，盐运阻塞，四川的盐靠着船运沿长江而下，官府便在沙市设立厘局，尝试抽税，将多余的钱交给官府开支，每年增收的银子多达一百多万两。当时湖南也使用广西的私税，院司打算按照湖北的办法收取，但无法仿效，然而每年也能收取三四十万两银子。

1864年，同治三年（16）

1857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提议，首次减少湘潭浮折漕粮，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取十五者，全部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的官员兴高采烈。

当时湖南因交通阻隔，与外界联系很难，凡事由巡抚独断专行、骆秉章决定实行这个方案，便修改征收公粮的章程，每年增收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百姓便减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赋税。湘军再次攻克武昌之后，胡林翼也仿效实行。曾国藩在江西也仿效实行。湖北和江西的税赋翻了几倍，所以湖南也增加了许多银子，但这些银子都用于打仗，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后来，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就更是拙劣的办法了，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很难办。舍本逐末，竞争利益，也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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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涂炭生灵，影响民生，却没有消灭财富。战争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军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姓踊跃参军。部队打了胜仗，收缴的金币和珍货不可胜数。

湘淮军攻克苏州时，一名主将卖掉的废锡器，达到二十万斤。所有人卖掉的加起来，就有一亿斤了。凡是战胜之师，都无须等待别人供给军饷。

湘军初起时，从南海调来水师大将，湘军设宴欢迎，商议开支二万钱，还为费用太高而叹息。当时，江南粮台委员从苏州前往金陵，拥有八所公馆。帷帐姬妾，不用跟随迁移，各处都有现成的，因此才会被太平军打败。

而湘军起于贫苦，将士一同忍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靠厘金供给。尽管大帅们频频上奏，请求向四川和广东征调军饷，但都被当地的总督和巡抚所把持，指望的数额，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刘蓉和蒋益澧是个例外，他们出身于四川和广西的监司，得到了总督的协济。刘蓉在陕西作战，四川不再为他供给军饷。蒋益澧率部进入浙江，屡战屡胜，饷源自然丰厚。

湘军起于寒酸，终于富有。攻打捻军时，清廷的京官来到湘军和淮军当中，将领们都给他们送礼，动不动就拿出一万两银子。看一个大帅是否有能力，只要看他筹饷的手段，就能知道了。

五口通商，中国每年收入七百万两银子，加上货厘盐税，又可得一千万两，而刨去军费和官府的开支，俭省节约，藩库扣留下来的，也会有一千万两，所以说国家的富裕莫过于当时。

算账的人看不到大头，听信了小官吏们所说的假话，说什么财政困难，费用浩繁，收支不能平衡，漏洞无法堵塞，没有战事而蓄养军队，舍本而逐末，制造船炮，徒费银两，耗尽了国库收入，不懂得筹划计算。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湘军筹划军饷，确实十分艰难，但后来人人都很富足，将近一百人拥有十万两以上的资产，应该领取的薪饷，还没有领到的，就换一个县官来当，所花的银子，动辄几十万两。

厘金兴办之初，官府在码头设卡严密盘收，却不敢过问高官和清廷使者的船舶。但是贵宦的家人、姻亲和仆从，却难免遭到盘查，不能公然逃脱。御史们便以损害商人和百姓为由，纷纷呈上奏章，请求停止征收。

曾国藩刚任两江总督时，无处获得军饷，黄冕建议把湖南的厘税增加到十分之三，称之为东饷，专供曾国藩的部队。刚刚提上议事日程，骆秉章支援四川去了，文格继任巡抚。他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关系不好。曾国藩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责令他，便提醒黄冕不要与新任巡抚结怨，以免无法提高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