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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岁月(第1页)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生活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好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是没有回来,我就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买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的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入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得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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