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三部 第6节（第2页）

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靠杜松子酒每晚沉醉如死，他靠杜松子酒每晨清醒过来。―他很少在十一点以前醒来，醒来的时候眼皮都张不开，口渴如焚，背痛欲折，如果不是由于前天晚上在床边放着的那瓶酒和茶杯，他是无法从横陈的位置上起床的。在中午的几个小时里，他就面无表情地呆坐着，旁边放着一瓶酒，听着电幕。从十五点到打烊，他是栗树咖啡馆的常客。没有人再管他在干什么，任何警笛都惊动不了他，电幕也不再训斥他。

有时，大概一星期两次，他到真理部一间灰尘厚积、为人遗忘的办公室里，做一些工作，或类似工作的事情。他被任命参加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面那个小组委员会所属的委员会是那些负责处理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时所发生的次要问题的无数委员会之一。

他们要写一份叫做临时报告的东西，但是写报告的究意是什么东西，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大概同逗点应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有关。小组委员会还有四名委员，都是同他相似的人物。他们经常是刚开了会就散了，个个都坦率地承认，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但也有时候他们认真地坐下来工作，象煞有介事地做记录、起草条陈，长得没完没了，从来没有结束过。那是因为对于他们要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越来越复杂、深奥的争论，在定义上吹毛求疵，漫无边际地扯到题外去，争到后来甚至扬言要请示上级。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又泄了气，于是就围在桌子旁边坐着，两眼茫然地望着对方，很象雄鸡一唱天下白时就销声匿迹的鬼魂一样。

电幕安静了片刻。温斯顿又拍起头来。公报!哦，不是，他们不过是在换放别的音乐。

他的眼帘前就有一幅非洲地图。军队的调动是一幅图表：一支黑色的箭头垂直向南，一支白色的箭头横着东进，割断了第一个箭头的尾巴。好象是为了取得支持，他抬头看一眼画像上的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不可想象第二个箭头压根儿不存在。

他的兴趣又减退了。他又喝了一大口杜松子酒，拣起白色的相，走了一步。将!但是这一步显然不对，因为――他的脑海里忽然飘起来一个记忆。他看到一间烛光照映的屋子，有一张用白床罩盖着的大床，他自已年约十来岁，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骰子匣，在高兴地大笑。他的母亲坐在他对面，也在大笑。

这大概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当时两人情绪已经和解了，他忘记了难熬的肚饿，暂时恢复了幼时对她的爱恋。他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大雨如注，雨水在玻璃窗上直泻而下，屋子里太黑，无法看书。两个孩子关在黑暗拥挤的屋子里感到极其无聊。温斯顿哼哼卿卿地吵闹着要吃的，在屋子里到处翻箱倒罐，把东西东扯西拉，在墙上拳打足踢，闹得隔壁邻居敲墙头抗议，而小的那个却不断地号哭。最后，他的母亲说。“乖乖地别闹，我给你去买个玩具。非常可爱的玩具――你会喜欢的。说完她就冒雨出门，到附近一家有时仍旧开着的小百货铺里，买回来一只装着骰子玩进退游戏的硬纸匣。他仍旧能够记得那是潮的硬纸板的气味。这玩意儿很可怜。硬纸板都破了，用木头做的小骰子表面粗糙，躺也躺不平。温斯顿不高兴地看一眼，毫无兴趣。但是这时他母亲点了一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玩起来。当他们各自的棋子进了几步，快有希望达到终点时，又倒退下来，几乎回到起点时，他马上就兴奋起来，大声笑着叫喊。他们玩了八次，各赢四次。他的小妹妹还太小，不懂他们在玩什么，一个人靠着床腿坐在那里，看到他们大笑也跟着大笑。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在一起都很快活，就象在他幼年时代一样。

他把这副景象从脑海里排除出去。这个记忆是假的。他有时常常会有这种假记忆。只要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就没有关系。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有的没有。他又回到棋盘上，拣起白色的相。他刚拣起，那棋子就啪的掉在棋盘上了。他惊了一下，好象身上给刺了一下。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了起来。这次是发表公报了!胜利!在发表消息的前晚喇叭总是有胜利的消息。咖啡馆里一阵兴奋，好象通过一阵电流一般。甚至服务员也惊了一下，竖起了耳朵。

喇叭声引起了一阵大喧哗。电幕已经开始播放，广播员的声音极其兴奋，但是刚一开始，就几乎被外面的欢呼声所淹没了。这消息在街上象魔术一般传了开来。他从电幕上所能听到的只是，一切都按他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一支海上大军秘密集合起来，突然插入敌军后方，白色的箭头切断了黑色箭头的尾巴。人声喧哗之中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得意扬扬的话：“伟大战略部署――配合巧妙――彻底溃退――俘虏五十万――完全丧失斗志――控制了整个非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大获全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在桌子底下的两只脚拼命乱蹬。他仍坐在那里没有动，但是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跑，在飞快地跑着，同外面的群众一起，大声呼叫，欣喜若狂。他又抬头看一眼老大哥。

哦，这个雄踞全世界的巨人!这个使亚洲的乌合之众碰得头破血流的巨石!他想起在十分钟之前――是的，不过十分钟――他在思量前线的消息、究竟是胜是负时，他心中还有疑惑。

可是现在，覆亡的不仅仅是一支欧亚国军队而已。自从他进了友爱部那天以来，他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但是到现在才发生了最后的、不可缺少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电幕上的声音仍在没完没了地报告俘虏、战利品、杀戮的故事，但是外面的欢呼声已经减退了一些。服务员们又回去工作了。温斯顿飘飘然坐在那里，也没有注意到酒杯里又斟满了酒。他现在不在跑，也不在叫了。他又回到了友爱部，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他站在被告席上，什么都招认，什么人都咬。他走在白色瓷砖的走廊里，觉得象走在阳光中一样，后面跟着一个武装的警卫。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

他抬头看着那张庞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功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胡子后面的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

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全书完）

附：书评

《1984》与世纪记忆

戴锦华北京

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与目击者难于分享他们的记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想到自己的一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1984》，它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1984》，读的是彼时彼地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1978或1979年《1984》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布进了大学校园。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数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第二天嘛，只能旷课了。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如后来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想象?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1949年。在断续的阅读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1975-1977经历的心灵反叛和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23年流放的“归来者”，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出了极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机构的大楼：没有开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

在无尽的肉体和精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对于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啻于五雷轰顶。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公。“1984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了第一个外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象：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的身高，但她却婀娜丰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八十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1984》，我说起我对小说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激动得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

“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

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

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

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只密码锁，码号是1984，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20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给我写来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词。1985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1984》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的创伤记忆。

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1984》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自第三帝国，也得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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