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大概也是一样。不以食为天的民族有没有?恐怕没有。区别只是在于各有各的吃法,方式不同。有钱人有有钱人的享受,穷人也有穷人的快活,农妇认为皇帝娘娘最快活也就是吃个柿饼。像一般的平民百姓,没有很多钱,也没有很多闲工夫细细地烹作,不能每日山珍海味的,来一个新鲜雪里蕻炒肉丝一样叫你打嘴不放,弄一盘螺蛳吮吮也是有滋有味,如今许多民间低档菜纷纷进入高级餐馆的菜单,像油炸臭豆腐什么,甚至有些根本不是菜的树叶什么,也充作台湾、韩国或者美国特产什么的上了餐桌,并且还很受欢,真是爱你没商量。
在吃的方面有讲究的也有不讲究的,只要是在自己家里,随你怎么弄都行,哪怕酱油汤泡泡饭也会吃出好味道。但是人却不能总呆在家里,出去走走也是人生的必要的一课。出门在外,常常就由不得你了。我在1990年初夏,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那时候前苏联的供应已经比较紧张,尤其以食品为甚。对我来说,出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虽不能夸张为千载难逢,但毕竟是十分珍贵,倘若身在异乡他国,十五天没有好好地吃,那总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于是在出访前就有了些担心,后来出去一走,觉得那担心实在是多余,倒是生出了别的许多感想。
首先想到的就是简单派和饮食文化。
简单派又可以称作简约派。简单派大概可以划在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的圈子里。如果要概括简单派的特点,或者要解释简单派的概念,那么望文生义也就差不多了。简单,就是不复杂,生活原样,从表现到内涵都没有更多更深的寓意什么。
前苏联文学不是简单的派。从普希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到高尔基,再到当代文学,都不是简单派。前苏联文学是讲究主旋律的,是要干预生活,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同前苏联作家座谈,他们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作家就应该是先知先觉。这一点他们认为不用怀疑。所以在那时的戈尔巴乔夫的十五人总统委员会里,居然纳进了两位作家,艾特玛托夫和拉斯普京。在电视台,几乎每天晚上有作家出来谈自己对政治对形势对现状对前途对一切的一切的看法,为人民为社会指出方向。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不简单。所以我敢说前苏联文学与简单派无缘。
但是前苏联的饮食文化倒是有一点简单派的味道。
我从小生长在苏州,似乎养成了一种夜郎自大的不良习惯,常常要用苏州的东西同别人的东西作比较。大家知道苏州菜是很淡雅的,但那不是简单派的淡雅,而是一种精致的淡雅。苏州菜的精细讲究,自从陆文夫老师写《美食家》以后,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知。陆文夫老师在另一篇谈苏州菜的文章中介绍过一道苏州的名菜——绿豆芽嵌鸡丝。绿豆芽的细,在一般的菜中也是算得上了,要在很细很细的绿豆芽中再嵌入鸡丝,这道菜的精细,也是可想而知。也许有人会说,弄这样的菜,吃饱了撑的。这话一点不错,真是吃饱了撑的,有闲阶级么。但是在苏州,即使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便饭,也是比较考究的。不像北方拿七八十来种的菜放在一个锅子里煮,也不像陕西老乡拿馍馍掰碎了泡汤,苏州的百姓即使炒一个蔬菜,也要炒得油汪汪绿生生,叫人看着就好,别说吃了。至于什么菜该红烧,放酱油再加糖,什么菜该生炒,放盐加味精,什么菜是清蒸的鲜,什么菜是水煮的香,什么菜放粉着腻更入味,都是很有讲究的。
相比之下,前苏联的日常菜饭,确实要简单得多,首先的印象是生冷颇多。凡是蔬菜必生吃,看着端上桌来的蔬菜,完全保持原样,从它们生长的地方到这餐桌,其中只不过经过一道清洗的程序。生的蔬菜,根是根,叶是叶地排放着,至少有五六个品种,我认真地看了半天,只认识其中的大蒜和青葱,另一种菜有点像我们的绿苋菜,也不知在前苏联它的学名是什么,有什么俗称。我挑了半天,才拿了一根生蒜,一嚼,没有什么蒜味,这时候我不由想起家里的清汤面条,宽汤,撒一把切碎的蒜,一搅一拌,真是清香扑鼻。于是我想,那青蒜的香味原来是经过滚烫的面汤烫了才香出来,那么一般的蔬菜呢,没有比较,不敢妄下断言。看到我们代表团别的人也和前苏联人一样,大嚼生菜,忍不住问味道怎么样,总是笑而不答,然后看他们寻找一些调料,比如加一些盐,胡椒,芥末,或是浇一勺奶油什么,我是心领神会。
在各种蔬菜上浇一勺奶油,这就是色拉。这是我们在那儿想到要为色拉正名的缘由。我们这些人无疑都是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也接触了一些洋东西,但是接触归接触,在生活中大凡还都抱守着自己民族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习惯不肯放,比如喝咖啡不如喝茶舒服,睡席梦思不如睡棕绷床有精神等等,以我自己为例,就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对于色拉,当然是吃过的,也曾想自己动手做做,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没有做成,如果想吃色拉,就到街上店里去吃,苏州小城虽然古旧,个体集体、中西合璧或者纯西味的餐馆并不少,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但是老板经理们对色拉的理解倒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始终我也只了解土豆色拉,一直到了那里的餐桌上才知道黄瓜西红柿以及其他生冷菜瓜,只要浇上一勺白色的无味的油,就是色拉。我真是多么的浅陋无知。其实我也知道严格意义上说,拌色拉还应该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肉丁蛋黄什么,那里的色拉并没有这些,这大概就是简单派吧。
简单派的蔬菜以生冷为主,简单派的主食也复杂不到哪里去。我们在前苏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以黑白两种面包为主食,有一次吃到一种小点心,和我们的甜油酥饼差不多,大家感叹,说,又吃到中国点心了。其实点心还是前苏联的,只是和黑白面包不一样罢。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主食除了黑白面包,还有一种大煎饼。我们在一个小镇上参观做煎饼的工场,工人大汗淋漓,十分辛苦,工场里温度至少在四十度以上。大煎饼的制作方法和我们苏州的大饼差不多,比较简单,先揉面,然后把面团压成扁平状,贴在炉膛内,烘至金黄色就熟了,只是这煎饼要比我们的大饼大得多,我们的大饼大约有巴掌大,他们的煎饼却有大的洗脸盆那么大。如果真要叫做大饼的话,他们那才是真正的大饼,而我们的大饼只能叫作小饼了。因为饼大,做饼的工场、烘饼的炉子是往地下埋的,看下去至少也有两米多深。
大煎饼刚出炉时,很松软,很香,但是这新鲜的煎饼我们只是在工场吃了一次,餐桌上的煎饼往往因为时间很长而变得又硬又僵。我们平时在家开玩笑,说什么馒头包子如果很硬,拿来砸狗,能砸得死狗,那么这儿的发了硬的大煎饼,不要说砸狗,就是来一条老黄牛,也能砸它个七荤八素。
荤菜的品种也不多,大概有猪肉牛肉鸡肉鱼肉,做法也比较简单。一天我们参观国民经济展览会,那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我们在里边的餐厅吃饭,点了菜,其中有一道煮牛肉。先是上冷盘,再上汤,再就是牛肉。冷盘和汤上来时,大家谈笑风生,边吃边说,都很自在,到了牛肉上来,就要集中精力对付,先笨手笨脚用刀叉把牛肉分成小块,然后叉起一小块放进嘴里,默默地咀嚼,牛肉没有煮烂,怎么嚼也嚼不碎,不能下咽,看大家时,脸上都有类似的尴尬表情。只是因为有主人在场,不好意思直说,不料陪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纳加也夫却开了口,说,吃这牛肉,让我想起穿旧了的牛皮靴。他的幽默逗得我们大笑,我们中间也有谁接上去说,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吃过牛皮带,穿旧了的牛皮靴我们不怕。在逗乐声中,嚼不烂的牛肉也慢慢嚼烂。
在前苏联到处可见的自助餐,更应该算是简单派饮食文化的内容之一,自助餐方便、简单、实惠,对这一点我们体会尤深。出访的日程总是挤得满满,时间安排总是很紧很紧,常常中午只有很短的时间吃饭休息,于是自助餐帮了我们的大忙。自己动手拿几样菜,到计算机上一算,付了钱,两分钟就解决,吃一顿饭不超过十五分钟,还能休息一会,如果要等着吃正规的酒席,恐怕还不等菜上桌,出发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我绝对无意用简单派三个字来概括苏联的饮食文化,我也不可能对前苏联的饮食文化做出什么评价,这实在是我力不能及的事情。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丰富的概念,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当然也是不同。正如我们既不能有了现代派就打倒现实主义,也不能因为有现实主义就排斥现代派一样。简单派也好,复杂派也好,都是一种特定的产物,你打击批评也好,吹捧表扬也好,它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从文学的角度看,我欣赏简单派,也有人认为我的作品就有简单派的意思,我是受之有愧,但心中也许窃喜。总之,简单派文学也好,简单派饮食也好,自有它们的独特之处,过人之处。
何以为证?
当然也是有一些证明的。我在前苏联十五天,吃着这些简单的食物,每天觉得饿,可是十五天以后称一下体重,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三五斤。饿胖了,这真是奇怪,是因为心情愉快,心宽体胖?还是前苏联的黑面包营养丰富,生蔬菜维他命充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时隔一些年,苏联已不复存在,一想起来,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其实许多的想法也许多余,苏联的名称是不在了,但是他们的民族还在,他们的人民还在,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