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可以得到缓解。”
赵顼听到这里,精神不由一振。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
“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或有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竟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便要靠利息与抵押。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接过话来,笑道:“朕看用不着这么麻烦,朝廷肯借钱给他们,其焉有拒绝之理。”他说的却是实情,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也笑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皇帝不由得哑然失笑,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司马光依然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一部分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皇帝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是皇帝也需要司马光,一方面司马光的存在,有极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皇帝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皇帝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
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
“陛
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朕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石越没有想到的是,自十七日琼林苑接见,直到七月二十日,皇帝竟然都一直卧病不起。虽然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真正需要的,只是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但是,皇帝的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突然崩驾,如果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尽管邸报与《新义报》上发布的病情,经过了许多的修饰,但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皇帝病得已经极严重了。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皇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合适的儒士当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这明显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皇太后瞩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著名的理学家程颐。没有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显然会垂帘听政。迎合皇太后的意思,是博得皇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病榻上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大名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
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的重病,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长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这个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么敢行此非常之事?连皇太后都敢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