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而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便是……”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不由感觉到一阵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道。从原则上来说,政事堂虽然不会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力过问一切重大案件,只是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本来就不怎么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加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任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他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喝了一声“尔敢”之后,便几乎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国朝制度,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而极端的情况下,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而这几乎是致命的惩罚,因为依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以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怎么样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象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不过,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是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立刻又回道:“他若是清清白白,当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话音刚落,范纯仁尚未及说话,吕惠卿便接过话来,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孙某以为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兴大狱以谋宠信,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道:“下官备位台谏,管你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
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怔了一会,也慌忙告退,追随而去。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去?”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不由极是痛快,这时却不得不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然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还是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心里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心里更不耐烦,冷笑道
:“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
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名教罪人”——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都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的确是在猜忌苏颂循私枉法。除此以外,皇帝恼怒吕公著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甚至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原来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甚至是“石党”,但是无论是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而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就太天真了。
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
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这是朝野无论谁都承认的,但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而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
君子无党。
如果“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后果真的不堪想象。
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
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只见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
范纯仁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便到书房外传来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子明学士府上管家侍剑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右谨具呈。八月某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