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部、第115师陈光部进行邯(郸)长(治)战役。是役从12月8日至26日,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敌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敌据点23处。第129师陈赓旅与第115师徐海东旅分别在武乡以南、沁县东南地区毙敌400余名。嗣后,连续在白晋路伏击敌运输车辆,共毙敌100余名,毁敌汽车10余辆。第129师陈锡联旅在皋落镇西南地区毙伤敌200余名,收复皋落镇;1940年2月10日,陈旅又在川口村、道佛沟、殿上村附近毙伤敌军160余名。
国民党第27军范汉杰部先后攻占长子、屯留外围各据点,包围长子、屯留,并一度攻占长子西关、北关。第40军庞炳勋部1940年2月15日,将向长子南之大堡头、长子西之石哲镇进犯之敌600余击溃,敌虽屡次增援,企图反攻,但终未得逞。
“冬季攻势”,打退了日军的肃正攻势,歼敌逾万名,并保住了中条山战略要地。但是,遗憾的是,在“冬季攻势”的同时,也即八路军配合友军主动攻击日军的同时,阎锡山却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企图趁机消灭新军,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这次作战的效果。
1939年的“春季攻势”与“冬季攻势”,是太原失守之后,阎锡山连续发动的攻击性的对日作战。之后,他为了保存实力,转而采取消极的避战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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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殚精自固(1)
秋林集训
临汾失守后,山西半壁河山沦于敌手。阎锡山被日军所逼,西逃陕西秋林。他的军队(旧军)日益减少,军官指挥无方,士兵战斗力不强,这些都使阎锡山极为忧虑。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存在的军队就这样衰败下去,决心采用“新”方法,整训扩编军队。要整军,首先必须培训军事干部。作为行武出身的阎锡山自然深知,“选拔干部,训练干部为练兵之先着”。所以,他对培训干部很重视。早在1938年夏,他就在吉县马家河成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自兼校长,于镇河为副校长,韩文斌为教育长,宋振寰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总队。10月,又在乡宁创办“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自兼团长,刘墉之为教育长,杨嘉藩为教务长,吕调元为政治主任。教导团下辖3个步兵大队、1个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
从1938年11月开始,阎锡山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办法,把他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分期分批集中到秋林进行集训。
秋林,位于陕西省宜川县北30华里。相传,晋文公曾避难于此。阎锡山从临汾撤过黄河后,先驻于桑柏,不久便将长官部、省政府等机关驻扎于此。阎锡山选定秋林作为其首脑机关所在地,一是隔黄河天险,便于避开日军的攻击;二是图个吉利,取“宜于伯川”之意。不久,阎锡山把秋林改名为兴集,意为兴旺发达,希望在此相安无事。
阎锡山秋林集训军官的目的在于“改变已过的旧作法”。因为旧军的状况,使阎锡山不能不深深感到:“我们的军队,今日不改用新作法,就不能存在。”
因此,阎锡山提出确有“新的必要”,就好比“冬天要穿皮袄生火炉,夏天穿衫子扇扇子,这就适合气候,这就对,对就能存在。”相反,“如果冬天穿衫子,用扇子,夏天穿皮袄生火炉违反了气候,你一定要受热、受冻,甚至生病而死,那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又说道:“某友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增至4倍,我军某部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14,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这就因为友军是新作法,我某军是旧作法,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而尚不觉悟,不改新,则如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抱冰,岂非自杀?”以此启发其军官的觉悟,统一其认识,彻底改“新”。要求其军官“为了国家,为了二战区,为了晋绥军的存在,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 自觉自动地走上新的道路。
阎锡山这里所说的“新”,同常用的新的含义有所不同,具有特定的含义。他认为“新”,“是适合与效能的问题,适合有效就是新,不适合无效就是旧。比如夏天穿衫子,虽旧亦新,穿皮袄虽新亦旧。” 由此可见,阎锡山所说的“新”与旧,在于是否适合需要,适合者即是新,反之,则为旧。可以说是其一贯主张的“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理论的具体反映。
因此,阎锡山据此提出:“今日晋绥军要想存在,非晋绥军官有自己好并且强制别人好的决心和作法,大家一齐走上新的路子不可。”
那么,如何走上新路子呢?阎锡山在《怎样新》的训词中提出,要做到“四新”,即新补充法、新管理法、新训练法和新作战法。他说,只有“用新补充法,兵才能来,用新管理法,兵才能存在,用新训练法、新作战法,兵才能保护人民,打死敌人。” 。 想看书来
二、殚精自固(2)
所谓“新补充法”,即采用动员志愿兵的方法补充其军队。阎锡山认为补充新兵,通常有三种方法:招募、征兵、动员志愿兵。招募是靠政权选择,可是,因日本入侵,政权不完整,不易实行。征兵虽为国民的义务,可是,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了户籍法和周密的警察制度,始能实行。按当时的政治,这三个条件均不够,征兵也不能实行。因此,只有走动员新战士的一条路子,动员新战士,不靠政权,即使在不完整的政权下,也能实行,而且是动员有黏性的爱国青年,更能加强军队的力量。
所谓“新管理法”,即废除打骂,采用说服教育,以加强管理。
所谓“新训练法”,即不仅在军营里,而且在行军中、休息前、打仗后,随时随地都可进行训练。
所谓“新作战法,即民族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为避免战略的劣势,运用战术的优势,所采取之游击战、运动战之机动战法。”
为了实现军队“四新”,阎锡山要求其军官:“第一要有志气,今日说新,人人都知道好,没有志气,没有决心,因循苟且,便走不上新的路子。第二要有方法,寻不见新的路子,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益。第三要有黏性,人原具有热心和黏性,有了志气和方法,只要一变就新。……有了志气、方法和黏性,还须有自己新,不容别人不新的组织责任心,才能作到新。” 而且,阎还让受训军官,在部队里成立“四新共进会”,作为推进“四新”的专门组织。
阎锡山为了统一军官的思想,将他提出的“中心思想”作为军官训练团团训。何为中心思想?按阎锡山的解释:“今日的思想,就如金字塔,一层管一层,非到顶不能一致。这话是说今日军人,是要向同一目标集体努力,不是要一英雄豪杰,而是要多数的对人类客观需要的同一见解”。这里阎锡山虽美其名曰:“对人类客观需要”的见解,实质上是为了谋求其存在而欲将其军官的思想统一在他的思想之下,进而通过军官将全体晋绥军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样,不言而喻,他自然高高在上,位于金字塔的塔尖。
至1939年10月,秋林集训共轮训军官5期,“在训练上已达最高点”,关键在于如何实践。为此,阎锡山号召晋绥全军官佐、政工人员士兵及伙夫、马夫,一致努力,完成抗战复兴的任务。
秋林集训为阎锡山扩充军队作了干部准备。1940年初,阎锡山乘机要求蒋介石政府增加番号,扩充军队。他将原有的2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4个军扩充为4个集团军(第6、7、8、13集团军,由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王靖国分别任总司令)、8个军(除原第19、61、83军和骑兵第1军外,又增第23、33、34、43军)、6个游击纵队、2个政卫师、1个独立旅、2个总队、1个特务团、1个机关旅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司令部(辖5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宪兵司令部(辖3个宪兵大队)。 阎锡山提出要“建立现代化有基础30万团力的铁军”。所谓?